以传教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美港关系至晚肇始于19世纪中前期，美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进而全面制定对港政策则相对迟滞。后一过程伴随着美国的崛起与官方海外开拓历程，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初露端倪，并于40年代日臻成熟、系统。在美国政府的影响下，香港问题的国际化程度与日俱增。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美国政府对港政策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从地区事务国际化角度宏观考察对港政策嬗变的论著却为数甚微。　　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及其对港政策大致经历了两次相对明显的重估与调整。罗斯福时期，美国政府开始参与中英两国关于香港主权领土等问题的交涉，为扶植蒋介石政府积极抗战并于战后实现美国主导下的地区乃至国际新秩序，罗斯福及其追随者频繁以“反殖民主义”话语向英国政府施压。但在反法西斯联盟内部一致性和战后新秩序构想的天然矛盾面前，罗斯福对香港的设想或安排始终举步维艰。40年代中期，大国实力消长日益显效，世界格局也处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与转变之中。置身全新国际环境的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制订对外政策目标，香港和香港问题也首次作为独立的研究与讨论对象出现在众多政府部门的政策评估文件之中。面对尚不稳定的东亚地区局势和大国权力结构，杜鲁门政府决策层普遍建议在香港问题上采取观望态度，一方面接受英国恢复其对香港的统治，另一方面，政策文件也强调在必要情况下宣布支持国民政府收回香港主权。“反殖民主义”逐渐淡出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宣传话语，对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担忧则成为政策制订过程中的重点关注议题。40年代后期，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敌视与排斥之风日益盛行于西方社会，且直接影响着美国民众与政府的世界观以及后者的对外政策选择。在全面确定对英、对华政策的同时，香港问题往往作为中美和英美关系的一部分加以权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香港政策以遏制并抵抗共产主义为宗旨。香港对美国的价值不再以促进和扩大地区有形利益为核心，而是纳入反共战略，成为美国政府的冷战前沿阵地，这一定位在朝鲜战争期间得到极致发挥。美英合作关系对于抗衡苏联等国显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战略优势，在香港主权领土问题上，杜鲁门政府坚定地倒向英国。然而，由于国家利益与对外政策存在颇多差异甚至重大分歧，美英两国的步调并不和谐。二战期间至冷战初期，两国在对港政策和香港问题上的协商及较量，便呈现出美英“特殊关系”中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基本特征。　　总体来看，40年代美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主要涉及主权、防御、经济、情报以及文化宣传等几个领域，两届政府对香港诸问题的介入也基本依照上述顺序逐步扩展，直至将美国因素的触角延伸至香港问题的众多层面。防务方面，屡次遭遇所谓“安全危机”的香港，因身处美国的太平洋防御体系之外，而没有得到后者的实际支援。美国政府对港经济政策则从维护在华、在港利益转向严苛的贸易管制，并危及香港经贸发展以及英国在港利益，故遭到后者的强烈抗议。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在香港实施的情报与反共宣传活动也走向高潮，位于中国领土和英帝国边缘的香港因此最先接触到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西方文化，成为冷战心理战的中心地带。　　与其他历史时期以及美国政府对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政策相比，40年代的香港政策存在鲜明的与众不同之处。横向对比来看，该政策的独特性在于其目标并非仅仅针对香港地区，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中国大陆和大英帝国，这主要取决于香港是时兼为中国领土和英国殖民地的历史性地缘政治特征，后者也决定美国政府的香港政策同时服务于美中、美英两组关系。依时间脉络考量，由于尚处于政策的萌生与形成阶段，美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从踌躇不定逐渐走向清晰明确，为冷战中后期确定了政策基调以及实现该政策的主要手段。一项新的对外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固然需要假以时日，但促成美国政府早期对港政策几易其弦的关键动因则在于40年代国际环境的巨大变迁与世界格局的多次整合，以及罗斯福、杜鲁门两届政府对国家利益及国际地位的不同界定和应运而生的对外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