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格局较之于前二十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总体形势开始由全球性冷战向区域性缓和发展。缘于国际国内情况的变化,中苏两国一改初期的友好关系,由兄弟同盟日趋走向隔阂敌对甚至正面冲突;但随着尼克松的上台,美苏关系由战略对抗逐渐走向暧昧靠近;而中美关系则也从僵持隔绝不断走向松动接触——以尼克松的成功访华为标志,达到了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发展的最高峰。虽然这一时期两国关系没能取得更进一步实质性的发展,甚至伴随尼克松的下台,正常化进程陷入了一时的停滞。但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成果却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出自双方的接触和合作,才为后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早日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般的观点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缓和,绝大部分原因是源于国家生存发展的压力和维持均势霸权的需要,两国决策者的妥协是迫于国家利益的需要,非本质上的真实心愿——客观因素推动甚至决定主观决策的提出。但本文认为,此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主观因素对客观环境的能动作用,忽视了中美两国决策者主观上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应有的应激反应。这一时期有关中美两国关系问题的主要决策者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尼克松、基辛格。因此,对这四位决策者外交思想的探析,对于研究中美关系缓和的历史原因有着重要的意义。从6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外交思想经历了从“两条线战略”(反苏也反美)到“一大片一条线战略”(联美反苏)及“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战略”的转变。以独立自主为前提,以实事求是为基调,以反霸斗争为主旋律,以和平共处为最终目的。毛泽东外交思想与其对内思想不同的是:它更注重从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原则上,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把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不搞对外侵略扩张,这是他外交思想中不变的主线。但在方法论上,毛泽东没有一种固定的外交思维,没有一定的外交模式,一切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变化来决定。有关中美关系思想实际上已经包含于其中。同样,反帝反霸也是周恩来“革命性”外交的根本;他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原则表明了既反对任何外来的干涉,又提倡不分对象、平等互利交往的立场——这其中就包含对美国的态度;而其实事求是的作风,求同存异的思想,更是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开启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向和实践路径。就美国来说,尼克松对华关系态度的变化,源于其外交思想中的实用主义思维和现实主义手段,包括“尼克松主义”的推出同样是出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以缓和为主要形式的“新和平战略”更被认为一个连环套,不仅包括同竞争对手扩大经济和文化联系,而且包括政治上的缓和,通过谈判签订一系列的条约和协定来套住对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尼克松对华态度及对世界中心的新诠释是基于其使冷战转型及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决心的。尼克松此时已经深深认识到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国际社会和一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中国都是极其危险的。基辛格作为中美关系缓和进程的重要桥梁,其外交思想对中美关系缓和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坚信保守主义的基辛格认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国际秩序的形成离不开中国这一未来世界大国的参与;稳定安全的国际体系需要有一个以权力均衡为主体的均势格局的形成——因此,在未来的五极体系中,必须建立起一个能够称得上的均衡的均势格局,这就为与华缓和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