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明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后被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所沿用,英美法系国家当中虽然没有明确的释明概念,但是在其法律制度的设计中也已经融入有关释明的具体内容。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中前后融入释明制度,可见释明制度的重要性。然而要想充分发挥释明创设的价值,就需要对释明边界问题进行准确把握,要想准确把握释明边界就有必要确立一系列的释明边界标准,我国作为释明制度的引进国家,确立释明边界的标准同样也具有必要性。首先,本文提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当释明问题及理论中存在的释明边界争议问题。不当释明问题包括怠于释明、过度释明和错误释明,理论中存在的释明边界争议表现在诉讼时效和违约金释明问题的理论争议,正是由于释明边界标准理论的欠缺导致出现上述释明的实践问题和理论争议,影响释明应有价值的发挥,所以从问题角度考量确立一系列释明边界理论就有了必要性。其次,通过分析现有理论对释明边界的回应,主要包括国内学者提出的四分法框架下的释明边界理论,释明的目的边界理论,释明的事实边界理论,虽然我国国内学者提出了这几种学说理论,但是这几种理论过于单一,对于把握释明边界来说还远远不够,而反观德国和日本,他们也提出不同的主张,德国提出通过明确释明的范围来把握释明边界,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释明问题多种多样,仅依靠一定的范围来把握释明边界仍具有狭义性,日本理论中提出要确定原则性的释明边界标准来指导释明,但也有反对意见,主张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也有学者主张通过案件积累,不断进行类型化总结来把握释明边界,日本这些理论对于我国构建释明边界理论具有借鉴意义。最后,文章通过分析上述学说理论,提出我国释明边界的理论构想,主要包括明确将释明的法律性质确立为法官的一项义务,确立把握释明边界的基本原则,在四分法框架下增加事实边界标准、建立综合性释明目的边界标准,引入当事人最低暗示标准,建立我国的案例指导模式标准,同时提出完善释明的救济机制,希望通过完善的救济机制,倒逼法官来准确掌握释明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