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王)是18世纪欧洲杰出的大战略决策者。他结合启蒙思想、霍亨索伦王朝传统与普鲁士国情,创造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大战略思想,其根本原则是“纯粹国家利益至上”,并大致可归纳为制度改革、军力建设与国策权变三个方面。其中制度改革旨在通过立法、行政管理等手段保护生产、促进法治、施行宗教宽容,为国家注入开明、公正的新精神;军力建设则是秉承其先王传统,进一步加强军队纪律、提高战斗力,并想方设法减少军队给经济造成的负担;国策权变基于他对欧洲国际格局的宏观把握,认为国家间关系是一种现实利益纠葛,强调普鲁士利用此种关系对外扩张的必要和可能,要求果断地运用军队实现扩张目标。基于这套思想,腓特烈大王在1740年到1786年当政期间进行了长久的大战略实践。在头六年中,他的内外政策取得辉煌成果,既推行了制度改革,又利用奥地利皇位继承纠纷夺占了西里西亚,使欧洲震惊。但此后他未能准确把握自身扩张在欧洲各国激发的敌意,也没有采取恰当的外交手段予以应对,导致1756年在空前孤立的情势下被迫投入“七年战争”,经艰苦奋战、承受巨大牺牲,终靠杰出的战术才能和惊人的运气方得惨胜。往后二十年,他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对内全面促进生产、推行改革,对外以平和、多元、有效的外交大大改善了国际环境。到他去世时,普鲁士的欧洲强国地位业已稳固。腓特烈大王的大战略给后世以颇多教益。他的成功来自一套明晰的大战略体系,其基础是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和对国际格局的现实主义认识,其战略目标定位于国内改革与对外有限扩张,既合理、集中,又互相协调。他成功地使战略手段与目标相融合,无论是立法还是作战都有明确目的,且从不因为局部胜利而盲目冒进。他的失败则主要在于对自身行为的战略后果的误判,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手段的贫乏、无力。另外,他继承先王传统、将军队这一政策工具抬高为战略目标之一,违背了大战略的根本原则,埋下了普鲁士穷兵黩武的祸根。腓特烈的大战略饱含类似的成败经验,国内至今尚无人专文论述这些史实与道理,本文试在此领域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