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可以将电信行业的核心特征归纳为市场集中度高、非对称信息、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在这样的行业中，市场会出现失灵现象，为了保证市场的有效性，政府必须出面对其进行管制。于是，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电信规制机构，在电信服务的诸多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普遍服务政策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所谓电信普遍服务，是指“让所有的人都能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基本的电信服务”。我国电信行业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数轮大规模的改革，市场结构和规制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电信分拆改革之前，我国的电信普遍服务的义务由提供所有电信服务的中国电信承担，主要通过不同业务间及不同地区间的交叉补贴来实现。但近年来，伴随电信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竞争的加剧使得交叉补贴难以为继，很多高成本地区的普遍服务或是无法继续开展下去，或是进程举步维艰。如何在竞争环境下建立新的普遍服务机制成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本文以中国电信业市场结构的转变为背景，通过收集和梳理国际上电信普遍服务实施得较为成功国家和地区的资料，运用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及计量经济学工具，具体阐述了四个要点。 首先，结合Noam的公共网络发展模式理论、公共网络的外部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及计量经济学工具论证了在中国实施电信普遍服务的必要性，提供电信普遍服务能够起到内化网络外部性、实现收入再分配以及改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作用。其次，通过比较成本补偿机制、收入补偿机制及价格补偿机制及移动通信项目补贴间的利弊，提出了坚持成本补偿与收入补偿并用的补偿机制、定量补偿辅之以定向补偿的补偿机制设计的建议。再次，利用与传统的电信普遍服务融资方式的比较，得出普遍服务基金机制是中国电信业长久之计的结论。最后，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对竞争时期中国电信业普遍服务基金机制的建立提出了诸如基金的征收与分配、基金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机制等一系列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