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41年晋西北根据地的村选为考察对象，探讨中共在农村的政权建政与各阶层的政治参与。　　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大环境影响下，晋西北乡村基层政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动。在中共进入该地区之前，清末的乡村自治制度和阎锡山时期的“村制”都曾对传统农村基层政权进行改造，试图使国家政权强制性的进入农村社会，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给予农民的选举权有名无实。掌握农村政权的依然是地主、士绅等农村上层分子。对于绝大多数中农、贫农而言，依然处于无权地位，很少有机会参加村政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共势力进入晋西北。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使晋西北广大农村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中共发动了旨在改造基层政权的村选运动。从中共角度来看，晋西北各级政府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了广泛的干部和群众动员，运用各种方法调动民众的积极性;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各阶层进行了政治参与，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他们在村选中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动向，这在工作态度、参选人数、当选干部成分等方面均有体现。总的来说，中农阶层在政治热情上比其它阶层要高，他们成为中共村选中的重要依靠力量。由于处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与现代国家的民主选举相比，晋西北村选的整个过程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很大的收获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不足与失误。　　村选之后，新的乡村干部较之抗战前在阶级成分、工作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定变化。传统乡村权威——地主、士绅开始走向没落。中农阶层由于其自身特点以及中共扶持更多地参与到新政权中，并在执行中共政策、处理乡村事务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对传统的乡村控制手段形成强有力的冲击。经过村选的洗礼，广大农民对民主政治及中共政权产生了认同感，他们踊跃参军参战、献粮献金。新的农村基层政权成为中共巩固的后方基地，为中共政权的进一步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支持了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