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会带来产业迁徙的静态效应,内生的中心-外围结构意味着地区之间的竞争相当残酷,任何一个地区都想成为“中心”而不愿沦为“外围”。由于地区差距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不合意的,如果集聚不能带来空间经济效率的提升,那么区域政策就应该促进经济活动的分散。但是,由于地方化的技术溢出或是由运输成本引发的金融外部性,集聚有利于创新并可能带来增长的加速。因此,集聚不仅带来产业迁徙的静态效应,还存在促进整体增长的动态效应。运输成本的持续降低确实产生不平衡的空间发展,但区域不平衡的出现伴随着所有地区更快的增长。　　 事实上,增长如何得以发生以及增长在哪里发生都应成为研究的重点。由于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都以垄断竞争为基本框架,这使得集聚与增长的研究有了交叉培育的基础。集聚与增长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分析:增长率是怎么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度相联系的?集聚能引致足够高的增长率而使居住在外围的人们受益吗?本文以集聚与增长为选题,在国际与国内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内在联系,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掘集聚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同时更加有效地使用集聚租以促进空间和谐,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沿要素流动与垂直关联两条主线,从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直接垂直关联与间接垂直关联的角度阐述了集聚与增长的互动机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证明产业集聚并非零和博弈。由于集聚能带来空间经济效率的提升,集聚与增长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可用于解释中国工业化的“块状”扩散过程与经济的“起飞式”增长,从而为进一步发挥集聚对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理论支持。在资本流动的分析框架下,作者从国家层次讨论了FDI集聚、工业集聚与国际收敛,以及世界工厂、外部失衡与对外投资问题；在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下,从区域层次分析了人口分布、生产集聚与地区发散,以及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直接垂直关联的分析框架下,从区域内部地理层次探讨了城市的功能分工以及中国城市规模的适度性问题:在间接垂直关联的分析框架下,则阐述了经济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以及增长方式转型与地方创新环境的关系。　　 在经验研究方面,作者计算了1985—2006年中国的工业区位基尼系数、地区收入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考察了经济活动和福利水平地理分布的动态变化。通过对中国FDI的结构特征、FDI集聚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地区差距的计量及其分解、城市的位序-规模分布与首位率、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空间经济效率与公平的权衡等问题的研究,尝试为我国更好地利用集聚这一集约的空间产业组织形式提供实证支持.本文对中国工业的经验检验表明,集聚有可能格兰杰引起增长,但增长不能格兰杰引起集聚,增长对集聚的弹性为0.234。集聚带来的增长加速有利于国际收敛,但同时也可能扩大国内不同地区间的差距,因此存在空间效率与公平的权衡。　　 在政策研究方面,本文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的框架下,探讨了如何同步推进国际与国内经济一体化,以更好地在国际分工与地区分工中实现空间效率与空间公平的双赢。由于内生的中心-外围结构之后会经历一个地区收敛的过程,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应该是继续推进而非抑制国内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中心地区过度拥挤带来的工资与住房价格上涨将最终引发产业扩散与地区收敛。但是,扩散本身也呈明显的“块状”特征,并不是在所有产业同步进行,也不是均匀地向所有外围地区扩散.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市场预期帮助经济主体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逐步形成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