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型态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两个并存的典型化事实:一方面，在“中心-外围”的体系下，垂直的“工业品-初级产品”式分工不仅更多地被“高附加值工业品-低附加值工业品”的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所取代，也正在逐步地被“创造-制造”、“金融服务-生产制造”等新模式替代;另一方面，全球失衡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且集中在少数关键经济体，这一现象正被人们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国际秩序体系等多个视角解读着。显然，这两者不会是孤立的现象，分工深化与全球失衡是相伴而生的。　　人们参与分工，是为了“逐利”。考虑到利益既可以是现实存在的、是先天内生的，也可以是“培育”出来的、是后天外生的，那么逐利的天性往往导致分工及分工过程中的协同机制的不协调，再由这种不协调引致失衡。　　经济学原理中的失衡之所以并不是的分工的副产品，是因为其模型中的货币、汇率因素已经被抽象掉，分工只在实体经济中发展，且遵循完全竞争的市场原则，分工后的交换有统一的价值标准——产出率标准。然而当分工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得到发展，部分主体依靠垄断力索取额外利润，特别是实体经济和虚拟之间的分工得到发展后，因虚拟产品的垄断特性更为明显和价值标准的主观性更强，交换的价值标准开始弱化。于是，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培育利益，试图施加外力影响来创造比较优势或逆转劣势。　　文章用内涵较为宽泛的新比较优势概念囊括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后发优势等优势型态，并依据新比较优势来源的内生性和外生性把其区分为自然比较优势和超自然比较优势两类，而优势导向策略就是试图创造并实现这些优势的措施、方法、政策及其体系的集合。　　理论分析表明，优势导向策略对各利益集团是有利的，这有助于各个经济体竞相推出这一策略，引致“竞赛”格局;而实证分析又证实了生产率差异、要素禀赋状况差异、制度差异等都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这使得人们更加相信通过制度等因素来“促成”比较优势是完全可行的。于是，多型态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发展过程中，受市场力量之外的“货币影响”（如价格刚性、汇率调整凝滞）和“结构影响”（如产出结构固化）等的干扰开始增多，引起“错期调整”和“合成共振”等现象，诱致全球失衡。同时，文章认为权、责、利并不对称的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和流动性滥发竞赛，既可以强化上述国际分工体系，也可以直接冲击着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助推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