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深入剖析世界近现代经济发展历史，就会发现，对于任何一个基本具备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经济体，只要是资源可以基本自由流动，其人口变迁就几乎是经济成长的缩影。伴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跨区域人口流动逐渐加速，其中跨省区劳动力流动规模已经超过一亿。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省区经济快速增长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省区经济总量的不平衡增长，是否必然导致区域人均差异的持续扩大呢?本文将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人均差异置于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展开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脉搏。　　 本文尝试为探索中国1978年以来省区和更大区域的经济增长与人均经济差距提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具体而言，本文着重探讨四个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省级乃至更大区域的增长中心到底在哪里?这些增长中心是如何带动其周边乃至全国增长的(增长溢出效应)?这种区域不平衡增长的背后是否必然导致省区经济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不平衡增长?这些研究的背后最重要的理论假设是什么?本文的研究旨在进一步增进对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解。　　 在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分析中，本文发现，无论是国家统计机构还是调查研究文献所提供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数据，长期内都符合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的Logistic曲线。国家统计机构的数据无法表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周期性，其稳步增长的特性只是一种趋势。本文开发了区域人口规模估计的多种方法，并利用这些方法将不同的人口数据进行有机的、连贯的和一致的整合，明晰了官方和文献所提供的劳动力流动规模数据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从而理清了中国各省区以及重要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流动全景，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数据支持。本文的劳动力跨省流动规模已经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结果所证实。　　 本文第三章在省区增长的比较研究中独辟溪径，利用刚性数据对省区GDP这一重要指标进行数据恢复和重构，从而有效地“挤出”了部分省区GDP中所包含的“水分”，然后，通过分析省区GDP在1985-2007年占全国份额的百分比变动，找出了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省级增长中心和区域增长中心，从崭新的途经找出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极。　　 本文第四章建立省区增长溢出效应模型来进一步探讨区域增长中心的带动作用，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省区增长的推动效应。本文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有四个大区域增长中心：长三角是增长的主要核心，广东珠三角和北京是增长的两翼，川渝经济区为中国增长的尾翼。以行政区域为主要划分的综合经济区际联系更多地围绕上述四个核心地理区域进行。长三角、珠三角和大北京地区的增长带动效应是十分明显的，具体表现在这些核心地理区域的经济率先增长，随后是周边省区的跟随增长，即核心增长区域的省区经济占全国比重先上升再相对下降的过程，中国整体经济呈现出波浪式增长规律。　　 本文发现，中国省区经济的极化式增长并没有导致增长发散的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考虑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规模之后，中国省区经济长期而言是收敛的，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逐步缩小的。本文第五章利用已有增长收敛理论与方法，注重考察劳动力的跨省区流动规模因素对省区增长收敛的影响。本文第六章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依据，将城市人均收入的资本所得概念扩大化，即城市人均年收入的资本所得不仅仅看作是可见资本所得，也将因教育、医疗、保险、城镇基础设施、居民补贴等影响人均差距的因素看作是城镇拥有资本的必然结果，这突破了一般文献的分析只能考察这些影响因素的一个或几个的缺陷，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质和趋势。对1985-2004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逐步缩小的。　　 失业问题在增长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总失业率的高低直接影响本文前述的实证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本文第七章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经历30年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之后，无论是否将剩余劳动力计入失业人口，中国的整体失业率都保持6-10％的范围之内，中国正日益由城乡二元经济走向一元经济。本章的研究表明，理论上估算的中国农村过亿剩余劳动力并不存在。　　 本文第八章作为结语，主要综合讨论由本文引出的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本文认为，只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使得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即使区域经济总量会发生不平衡的增长局面，人均经济差距也会逐步缩小，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