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幅员辽阔,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的地理位置与多国相邻,存在着多个跨境民族。跨境民族的特殊性决定了跨境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因此,跨境民族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民族学人类学讨论的重大议题。我国境内的跨境民族群体的文化消费既有与国内其他地区相同的多样性特点,同时还一定程度上受到毗邻国家文化市场的冲击和影响,因此,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便面临着更多的文化选择。中国境内的景颇族与缅甸境内的克钦族在中缅国界线划定之前属于同一片山地中的同一个民族,时至今日国界线两边的景颇族和克钦族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常常互通婚姻,而且他们语言相通,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亦颇为相近。本文意在以陇川地区的景颇族为例,从文化制品在当地的跨境流动及当地景颇族对跨境文化制品的消费认知入手,通过陇川景颇族的文化选择现状,探讨跨境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文化需求以及其中涉及到的文化安全等相关问题。从而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提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通过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认为境外景颇族文化制品流入中国景颇族地区的原因在于：首先,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当地处于多种文化并存的状态。其次,在国内景颇族文化制品发展不足的情况下,境外流入的景颇族文化制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景颇族的文化娱乐需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景颇族对其民族文化上的认同是客观存在的。而境外景颇族文化制品流入的影响也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景颇文化的传播强化了景颇族的民族认同感。其二,客观上帮助中国景颇族重建了本民族的文化,弥补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断层。其三,通过境外景颇语文化制品,中国的景颇族民众了解到了生活在缅甸的克钦的现实处境和遭遇,客观上加强了中国景颇族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所以认为,当代景颇族的国家认同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其中,国家力量和民族政策的因素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