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关于贾樟柯电影的评论文章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贾樟柯及其电影在新世纪的中国被经典化的过程以及由此所彰显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想象。　　 在这些评论贾樟柯电影的文章之中,知识分子赋予了贾樟柯“先锋”的命名,认为他的电影是一种关注边缘底层的民主化的现代影片,真实地反应了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气息,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就这些意义所言说的话题分为三章进行了详细讨论。　　 第一章探讨了“先锋”作为一个能指在知识分子为之不断填充所指的过程中所展现的权力话语的转变。在表现主义的“第五代”先锋之后,以“现实主义”风格为标识的贾樟柯电影同样被知识分子冠以“先锋”的命名。这个命名是在“艺术”的名义下通过将苦难审美化而实现的,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一种道德关怀的初衷之下无意识中却实行了对“被剥夺状态”的“乌托邦”想象。　　 第二章探讨的是知识分子在结构化了的电影观看机制当中,看到了贾樟柯电影对边缘小人物的表现,而将这种表现视为底层的显影和发声其实是一种对审美再现和“代言”再现的混淆。通过这种混淆以及将自身同样假设为无权利者,知识分子获得了“代言”底层的道德合法性,并完成对官方和商业的“他者”指认。　　 第三章讨论了知识分子是如何在贾樟柯“县城影像”中看到“故里”和“中国”的。这种想象分别在中国内部和本土/全球的框架中以一种同样的“特殊化”策略得以运行,在体现了知识分子中国认同焦虑的同时,也在无意识中复制了西方殖民主义的逻辑,并强化了普遍主义的文化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