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这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在未来的几十年间,人类社会必须解决过去两百年粗狂式发展给气候带来的难题,为此各国需要共同努力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我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宣布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即力争在2030年之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成为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深入分析我国城乡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的空间机制,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直接生活能源消费数据,通过碳排放系数法计算得出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其空间机制以及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和乡村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分别在2012和2011年之后出现空间溢出效应,城乡差距、支农财政力度以及农业结构对我国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有抑制作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我国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量。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支农财政力度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作用来减少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通过城镇化率的中介作用来减少农村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110和-0.077,小于直接效应,Sobel检验的Z值分别为-2.664和2.422,在1%的水平下显著,再次验证该传导机制的存在,即支农财政力度的抑制作用减弱,说明支农财政力度对于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一部分来源于支农财政力度会抑制经济发展水平（或城镇化率）进而抑制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中介效应。并且,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支农财政力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城镇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存在单门槛效应,农村居民存在双门槛效应。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四条政策建议（1）改善产业结构,合理布局第二产业。（2）合理推进城镇化,鼓励中小县城发展。（3）加大支农财政力度,改善农业结构。（4）全方位、多措施引导居民节约生活能源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