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快速的城市扩张，使得我国地方政府对城镇建设用地的需求日益增大，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普遍面临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供给不足的情况。一些指标缺口较大的地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断地突破建设用地指标限制，占用农用地用于城市发展，导致城市周边大量耕地快速流失。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人口结构不断调整，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大量闲置，存在巨大的整理和再开发利用潜力。　　为缓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土地供需矛盾，统筹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双重目标。国土资源部于2005年正式出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并以试点先行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广。随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大部分试点区域以增减挂钩政策为抓手，在国家制定的增减挂钩基本实施框架内进行模式探索，先后出现了多种特点鲜明的增减挂钩模式，如天津的“宅基地换房”模式、江苏的“万顷良田建设”模式、山东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等。但随着增减挂钩政策的不断深化，增减挂钩试点规模不断扩大、试点区域不断增多，部分试点区域突破了国家制定的增减挂钩基本实施框架，对传统增减挂钩模式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其中以构建增减挂钩指标市场化交易平台为主要特征的“地票”交易模式最为典型。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地缓解了我国城乡建设用地供需矛盾，而且在推动城乡要素交换上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地票”交易模式通过构建城乡建设用地增战挂钩指标的市场化交易平台，尝试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对破解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探索，是我国现阶段各地探寻创新型增减挂钩模式的缩影。因此，本研究以威廉姆森对社会科学划分的四层次理论（社会基础——制度环境——治理结构——资源配置）为基础，构建“制度环境——治理结构——资源配置”分析框架，分别从制度环境、治理结构和资源配置三个层面对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及“地票”交易这种新型增减挂钩模式进行全面的剖析。这不仅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也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增减挂钩政策，创新增减挂钩模式提供政策建议。　　本研究在制度环境层面主要运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演化机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是对我国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制度的边际调整，该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的利用方式。(2)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是在我国外部制度环境不断变化的基础上逐步演化出现的，是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动态博弈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让渡土地发展权的过程。(3)我国城镇建设用地价格的升高是增减挂钩政策出现的诱因，而计划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则是我国城镇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制度下无法内部化的外部利润。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这部分外部利润，不断突破现有制度框架，从而使得增减挂钩政策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演进方式逐渐出现。中央政府作为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次级行动集团，其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均衡最终实现了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正式出台。　　治理结构层面主要采用典型案例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我国目前出现的创新型增减挂钩模式即“地票”交易模式的实施特征进行详细的介绍。研究结果表明:(1)指标周转模式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增减挂钩模式，不同层级的政府在模式具体运作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模式以周转指标的统筹使用为核心环节，以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先借后还”、耕地资源“先占后补”为主要实施特征，在合理规划项目区的基础上，通过建设用地的城乡置换，最终实现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2)“地票”交易模则是一种市场主导的增减挂钩模式，该模式通过构建增减挂钩指标的市场化交易平台，以市场化的方式将拆旧和建新过程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这种增减挂钩模式以市场交易机制为依托，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以行政手段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传统方式，突破了传统指标周转模式“点对点、区域内”的指标利用方式，构建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市场化交易平台，从空间上和交易机制上实现了跨区域、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3)“地票”交易模式通过搭建“地票”指标市场化交易平台，对传统指标周转模式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构建了一种趋于市场制的治理结构。这种市场化的治理结构不仅实现了“地票”指标“跨区域、大范围”的流动，更强化了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构建了以“市场补偿、自行安置”为主要特征的失地农民补偿体系。　　资源配置层面分别从效率和公平两个视角对“地票”交易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价。效率视角主要以增减挂钩指标配置效率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层面对“地票”交易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本部分首先对我国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别对计划内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和通过增减挂钩新增的计划外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对比;其次，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对不同配置方式的配置效率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地票”交易模式可以优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配置效率这一研究假说;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地票”供需主体的二元选择模型，以重庆“地票“交易模式为例，利用2008-2012年重庆市38个区县的“地票”交易数据，对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回归，从而验证前文理论分析环节提出的研究假说。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政府长期采用一种计划手段来配置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而对于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新增的计划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来说，不同增减挂钩模式下计划外指标的配置方式并不相同。(2)指标周转模式沿用了政府主导的计划配置方式，无论是计划内指标的配置，还是指标周转模式中对计划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政府主导的这种计划配置方式均无法达到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最优配置;(3)“地票”交易模式创新地采用了一种市场化的方式来配置计划外指标。通过构建指标的市场化交易平台，实现了指标在市域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计划外城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常常由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区域流向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区域，从而拉平了区域之间的城镇建设用地边际产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计划配置的效率损失，从而提高了城镇新增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　　公平视角主要以增减挂钩政策下失地农民满意度为研究视角，从微观满意度层面对“地票”交易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本部分首先借鉴顾客满意度理论模型，结合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特征，构建增减挂钩政策下农民满意度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增减挂钩政策下农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然后分别选取江苏“万顷良田建设”模式和重庆“地票”交易模式为指标周转模式和“地票”交易模式的典型案例，利用参与江苏省“万顷良田建设”模式的249户农户和参与重庆“地票”交易模式的28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定量探究不同增减挂钩模式下农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最后定量计算并比较不同增减挂钩模式下的农民满意度指数，从微观满意度层面对重庆“地票”交易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增减挂钩政策下农民满意度与农民信任度、农民预期和感知质量构成因果关系链条，农民满意度是整个因果关系链条的核心，农民预期、感知质量是农民满意度的前因变量，而农民信任度则是农民满意度的结果变量。(2)增减挂钩政策下农民的满意度主要受感知质量和农民预期的影响，而感知质量对于满意度的影响较大，农民预期则影响较小。(3)重庆“地票”交易模式下农民更加重视补偿方式，而江苏农户则对政策的实施程序更加关注。(4)现阶段，江苏“万顷良田建设”模式下农民的满意度较低，而重庆“地票”交易模式下农民的满意度较高，特别是在政府补偿程序、补偿方式争补偿公平度等增减挂钩政策实施的核心环节上，重庆“地票”交易模式下农民的满意度均高于“万顷良田建设”模式下农民的满意度，可见，“地票”交易模式作为一种创新的增减挂钩模式优化了农民安置补偿环节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统指标周转模式下农民满意度较低的现状。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就进一步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抓手，扩大“地票”交易这种新型增减挂钩模式的试点范围，逐步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城乡土地市场。(2)构建失地农民的市场化补偿机制，提高农民补偿标准，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3)构建增减挂钩政策下农民满意度评价体系，有针对性的对不同类型的增减挂钩模式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