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决不允许让普通人打不起官司”是国家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实现这一目标,首要固然是加大法律援助等社会保障力度,但少数地方政府和半官方社会组织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存在的问题让我们意识到,推进治理现代化,更需以市场之手、聚社会之力,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来解决社会问题。第三方诉讼融资正是资本力量脱虚向实,参与社会问题治理的典型。与普通风险投资的纯金融性不同,第三方诉讼融资具有“法律+资本”双重属性,具有更显著的外部性,所以对其外部性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对第三方诉讼融资的概念、特点进行了探讨分析,指出其本质是对具有经济收益性的诉讼案件所进行的风险投资。在第四波接近正义运动的影响和诉讼费高企市场需求的驱动下,第三方诉讼融资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在我国亦崭露头角。诉讼是追求正义的事业,诉讼融资能否得到充分发展,取决于对其社会影响也即外部性进行充分评估。因此,本文重点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诉讼融资的外部性进行分析。从定性角度,第三方诉讼融资的正外部性主要是分散原告风险、促进接近正义,震慑被告行为、减少肆意违法,筛除不当案件、助力诉源治理以及预先垫付救助、缓释社会压力。负外部性是违反禁止帮讼原则、引发滥诉,资方强势地位、交易显失公平以及资方控制诉讼、影响当事人处分权等。综合对比发现,正外部性是确定的、居主流,负外部性大多为一种可能性且可矫正。从定量角度,引入法律经济学中著名的汉德公式,说明在PL曲线位于C*左侧、违法收益高的情况下,诉讼融资的正外部性大于负外部性。最后,本文综合考察了当今三种负外部性管制措施,说明诉讼融资接近正义和投资营利的内在矛盾难以通过外部管制加以解决,只有引入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才能将其负外部性内部化,由内而外地防治解决其负外部性。从而,社会影响力投资下的第三方诉讼融资将为治理现代化中的接近正义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