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是关系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课题。本文以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农牧区多民族杂居的民族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为切入点,从社会学、民族学视角出发,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西部多民族杂居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和演变过程,并通过对社会阶层分化现状的实证研究,着力探讨了边缘藏区社会分化的研究取向和分析路径,总结了乡村社会阶层分化变迁的特征和影响因素,最后讨论了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民族乡村社会以其历史的、民族的、乡村的、地域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个体的、孤立的、受控的、充满风险的适应市场的社会行动之间的有机联系,构建了一个正在适应市场经济现代化,又要按照民族乡村社会自身的逻辑分化组合的的社会阶层结构和阶层体系。本文的核心观点在于,提出了民族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解读框架,认为民族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是随着国家的进入和退出,在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民族乡村社会成员根据不同的资源占有和适应能力的差异,所发生的职业、收入、社会地位的阶层化过程。这一过程在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民族乡村社会在历史和现实的文化交织中显得异常错综复杂。市场化进程不仅逐渐拉伸了民族的对外包容性,也活络了乡村结构的开放性,阶层分化标准逐步趋向于经济一元性；阶层差异的身份性建构与贫富差距的显性化必然引发阶层群体特殊的身份认同、社会观念以及诸多新旧交织的社会问题。本文对民族乡村社会阶层结构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演变过程的深入分析,旨在探索这一地区社会结构发展变化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论文主要观点如下：其一,甘肃藏区民族乡村社会阶层结构,既不是民族分层,也不是民族内部分层,它超越了民族结构与阶层结构的分离和对立,二者的化合,使其演变为一般意义上的乡村社会阶层结构体系。也就是说,一方面,前所未有的民族交融与社会流动,使得不同民族的乡村社会成员,在参与社会资源再分配上具有同等机会,没有民族身份背景的差别；另一方面,实际上从结构性差异,尤其是收入差异的考察结果发现,民族之间仍存在差异,原因就是,历史上的民族分工差异与村社间区域资源禀赋差异这两个方面,但研究认为,这些差异并不足以构成民族分层。其二,市场的引入,使得民族乡村,在地域、民族、城乡、村社等差异因素制导下的利益群体,“异质化”趋势增强,即出现阶层的碎片化或者分而不化的样态,但同时,市场发育滞后和行政性联系的归置,将人们不断地纳入到资源的分享与争夺当中,使得乡村社会继续维持着一个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结构。二者之间的张力,导致民族乡村社会始终介于一个分化与层化之间的过渡地带。其三,民族乡村社会阶层分化是农户个体、市场、国家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个体角度看,农户适应市场化的行动选择决定了其所处地位。既然民族乡村内部存在着分工优势的差异,那么个体对市场化的适应程度和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就必然存在差别,参与市场竞争的水平决定了个体在乡村社会中享有资源多少和地位高低；从市场与国家的角度来说,个人生活机遇的改变是国家与市场互动的结果。在民族乡村地区,政府是市场化进程的主导者,它总是根据自身利益和偏好来主动影响市场,而乡村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要求市场主体的自主性选择,因此个体结合自身需求,或者选择与政府的行政性执行过程发生一定程度的分离,而达成自身利益最大化,或者选择依靠寻租能力,获得稀缺机会。这些行为选择都最终导致了地位分化与贫富差距的拉大。其四,民族乡村社会成员主观阶层意识,经历了由“想象”到“感知”的过程,比客观社会地位明确而清晰,阶层归属超越民族身份认同；但同时,个体不安定感增强,阶层问题,而非民族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主要内容,常常体现为,以阶层差距为主要“讨伐”对象,围绕具体生活境遇问题展开的情绪化表达。本文尚需反思和讨论问题主要是,民族乡村社会各阶层的再分化问题、阶层话语的相对性讨论,以及对阶层划分依据的质疑。总之,本文以民族乡村的共同的变迁背景和过程作为研究线索,将民族、乡村与阶层分化看作是具有共时性和逻辑递进性的历史过程,力图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准确把握民族乡村地区社会分化的内在规律。本研究对于评估和校正我国多民族社会发展政策、保持多民族社会均衡发展与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