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作为“公安三袁”中的重要成员,在文论上强烈反对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在晚明,各种文学思潮交汇,使得尺牍这一文学载体开始成为文人抒情言志的主要途径之一,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语言还是情感,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姿态。然而后世研究者对袁宏道的研究多集中于诗词文研究,较少有学者能够系统的把握袁宏道尺牍的魅力。绪论开篇对尺牍这一文体进行界定,从尺牍的起源、发展、形成的过程,引出本文将要研究的对象的特征;对本文所研究的尺牍范围进行限定,以钱伯城先生点校的《袁宏道集检校》为基础,对尺牍进行整理和归纳;并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整理分析,将尺牍作为袁宏道文学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对袁宏道尺牍创作的时代背景进行简要分析,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态与不同时期的尺牍创作风格息息相关。政治上压迫导致文人明哲保身,自适心态愈加严重;商品经济促进尺牍的编辑和发行;邮驿的普及使得书信来往由官府走向民间,也给尺牍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文人交游的风气丰富了尺牍的情感和内容。第二章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对袁宏道的尺牍创作进行分析归类整理,并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不同时期尺牍中的主要内容。吴中时期,尺牍主要以抒发吴县县令职务之苦,多为“叫苦”的牢骚之作,心态上较为放纵和自适,受李贽影响深远;北京时期的尺牍内容,与吴中时期相比,显得更加平和、冲淡,受现实的种种压迫,性格上更加收敛,文论主张也不再锋芒毕露;隐居柳浪湖时期,文风和思想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还发出了“余诗多刻露之病”的喟叹,渐渐回归到儒生本色。本章内容着重对文人尺牍交往进行研究,尤其是与袁宏道关系密切、且文论上相互影响的文人,从尺牍的来往中,分析袁宏道尺牍的特色。第三章则从尺牍的艺术特色出发,在审美上讲究真性情,内容上以生活感受为核心,行文简短,语言幽默风趣,多重修辞手法并用,使得袁宏道的尺牍充满了特色和艺术魅力。第四章对袁宏道尺牍的传播和接受情况进行研究,重点对清代和五四以后两个时期,统治阶级和社会文人对袁宏道尺牍的接受状况进行阐明,并分析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在清代,文人对明代的尺牍所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清代文人讲究治学严谨,对明代尺牍中所表现出的“信口信腕”的态度不大接受,加之尺牍文学缺乏“经世致用”的社会功效,因此受到统治阶级和文人的冷淡。而五四以后,随着政治等因素的推动,多数文人开始重新推崇公安派以及袁宏道的尺牍,无论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还是欣赏尺牍小品所特有的风格和魅力,都重新推动了袁宏道尺牍的传播。结语部分,对前面内容进行概括总结,指出袁宏道尺牍的重要价值和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