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网络的发达程度是影响一国商品流通的辐射扩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水运方式在古代中国作为相对成本优化的主要交通和运输模式，对国家经济的命脉发挥了巨大的经济促动和政治安全作用。建立在自然水道和人工运河基础上的水运流转体系对古代经济文明的延续和经济活动空间的区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代水运制度的设计和政府监控能力的实施都紧紧围绕着中央政权这个核心而进行，使得水运治理模式与古中国大一统政体的国家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内在联动性。 在水运安全的潜在作用下，水运制度的基本内容就是运用国家的公共行政权力，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粮食等经济物资的供需调配以维护国家的正常统治。运输本身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基本特性，公共产品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以及开发利用中主体享有的各项权利构成了公共产权的集合概念。水运既包含有公共性的因素也具有市场性的因素。航道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提供和维护主要表现出国家规划和统一管理的公共性征，同时水运航道的使用和经营又不可避免的融入市场性因素。在中国古代社会，公共性与市场性的含义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解释。水路运输的公共性除了来自准公共产品本身的公共性特征以外，古代水运的公共性更多的是从管理角度而言，体现为一种政府管理和国家控制。而在古代水运过程中，表现为竞争机制与商业原则的市场性是包含有一定的外部约束的，这种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古代国家的政治干预，因此市场性作用的发挥对经济资源的配置程度和应用范围都具有时代的限制性。 公共水资源的开发和公共水权航运的管理方式在古代中国习惯采用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手段。相对于私域管理活动而言，政府的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以及公共管理活动含纳了独特的公共性内涵。官方水运机制体现为集权式的行政科层运营管理模式，官僚科层体系的运作成本直接决定着水运结构机制的运行和国家治理结构的管理成本，从而决定着社会的整体治理成本。科层集权系统下国家管理成本的支付能力的有限性和官僚体系内代理关系复杂性为市场性动力因素的引入提供了内在需求和实施空间。中国古代水运机制思想和运河流域治理对现代水运事业仍然具有某种历史的传承性，公共性与市场性的内在属性联系以及管制与竞争的平衡关系依旧是现代水运事业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的研究框架主要按逻辑脉络分为六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是文章的导论部分。第一章主要是讨论在国家统一之前，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公共统筹规划的水运思想产生。以及古代思想家对水运体系形成和水资源利用以及城市区位原则的初步认识进行了描述和阐释。第二章是大一统政治体系建立以后，对水运管理的政策思想的根本总结。这一部分内容阐述了集运制度的思想来源和建立在集权管理和规模经济需求上的制度必要性，同时这种集权式的管理方式还体现在对水运工程开发建设中资金投入和劳动力征集上的统一性安排上。水运工程与制度的运行过程表现出了强烈的公共性表征与公共职能思想。第三章展现了建立在这种集权政体下的集运制度设计所具有的科层式特征。基于中央决策层面与具体执行层面构成的官僚委托代理模式，在古代水运体系的行政公共管理和运作机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对管理与技术的成本控制思想以及对寻租腐化行为有效监管的经济思想。第四章的内容主要涉及官方水运制度变迁中市场性商业原则的逐渐融入过程。阐释伴随着水路交通的延伸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在缺乏弹性的国家公共体制管理方式与私人商业秩序的融合调整以及市场动力因素的引入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经济思想。第五章的分析是基于水运制度的发展过程，展现政府统制模式体制与私域经济利益的背离与秩序整合，利益的分割和政治的稳定是促成矛盾协调的主要因素。第六章的内容主要阐述了中国古代水运制度的历史总结与现实思考，希望通过对传统水运机制的传承与展望可以对现代水运事业给予某种借鉴和启示意义。最后的结束语是文章的总结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