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Mao)合译的《围城》英译本,自1979年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广泛的好评。但也有人对译文不满,他们用单一“归化”的标准评判译文,认为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有若干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几篇评论文章来自胡定邦、孙艺风和近期的Julia Lovell(蓝诗玲),认为译文“不地道”、“刻板”或者“不生动”。本文试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分析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成因。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旨在解决翻译界长期存在的“直译”与“意译”、“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好的翻译”与“坏的翻译”之争,从译本的功能即翻译的目的性上分析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往的翻译理论更侧重于原文本,而且是规约性的,与以往的翻译理论不同,功能翻译理论更侧重于译本,依赖于对译本的描述和解释。功能派将翻译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认为译者、原文作者、出版商、译文读者等等都在翻译过程中充当了某种角色。面对文化问题,功能派根据翻译的目的不同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策略:文献性翻译和工具性翻译。随着译者翻译目的的不同,选择的策略也就不同。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以及本人选择翻译中的文化传递为主题的原因。第一章概述了文化的定义,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以及Nord提出的文化距离的概念。第二章概述了功能翻译理论的由来和核心内容。第三章简要介绍了钱钟书和中文版《围城》的情况,以及《围城》英译的翻译要求和目的,翻译过程中主要参与者的角色。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从功能翻译理论分析《围城》英译过程的文化传递问题。本章利用Christiane Nord对文化距离的分类,将文化传递分为三类,比对每一类情况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语,通过对译者翻译策略的研究,我们发现译者旨在“全力保留和传达作品的‘原汁原味’,不愿‘妥协’,对译文读者不熟悉的文化现象更多的采取了文献性翻译策略,工具性翻译方法用的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