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原则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这使得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面临着实践理性问题,即人应当如何去行动的问题。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加以改造,以唯物辩证法建立起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联系。但在哈贝马斯看来,不同的理性环节之间不存在辩证同一性联系,规范命题无法从经验命题中推导出来,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建立起理论的规范性维度。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仅仅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论证行动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而没有以道德、伦理的标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这样的一种批判就具有了“科学的形态”。为恢复理论的批判性,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以交往行为为中心的商谈理论为批判理论建立“规范基础”。“规范基础”,即批判尺度,是一种具有可行性又具有道德正当性的“应如何”。在生活世界背景中,交往行动者通过交往商谈而形成普遍共识。由于交往行动者必须承担一些虚拟的语用学前提,这种共识就具有了可行性与道德上的正当性,因此能够成为“批判尺度”。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并非仅仅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衡量资本主义社会,也从道德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