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研究的先驱导师、德国社会学家席美尔（Georg Simmel,2002）在其大部头著作《货币哲学》中开章明义地指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缺少了个体之间一般意义上的信任，社会很难再正常运转”。1社会信任是现代社会和谐运作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内部机制，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很多研究及具体案例证实，媒体报道对社会信任程度产生着影响。本文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探析以下问题：媒体报道通过何种方式与社会信任外因(事件的结构性背景)进行互动？这种互动又对社会信任产生着什么影响？最近数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SARS、H5N1、疫苗事件等多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洗礼。由于如疫苗事件等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媒体关注度高、一定时期内社会信任波动明显等特点，为了使研究对象具体化，本文以2005年“安徽泗县甲肝疫苗事件”、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及2013年“湖南等地乙肝疫苗事件”为例展开分析。上述三起因疫苗安全性质疑而起的事件最先都因媒体报道引发舆论强烈关注，是我国开展计划免疫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发生的三起波及地域广泛，媒体全程参与，中央级政府部门出面调查干预的疫苗事件，期间媒体报道路径表现出诸多相似性，对比分析有利于得出更加准确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借助框架分析的研究方法，重点考察媒体报道以何种框架再现社会信任外因，其中有何相似性，从而初步探析媒体报道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方式。研究认为，媒体报道通过“不信任”的方式对社会环境发挥着“监视”功能，但这种功能一旦过度，对社会信任的整体走向很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通过对三起疫苗事件媒体报道的抽样统计及分析发现，媒体倾向采用“腐败框架”来再现疫苗事件，报道标签化现象严重，“监视”功能过度。在受众认知中，简单信任层面，对疫苗脆弱的熟悉性被破坏，系统信任层面，规制手段等交往媒介支持作用丧失，最终导致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和恶化。研究认为，媒体报道确实对社会信任程度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既不可以被过分放大，也不能被忽略。而媒体报道究竟对社会信任发挥着促进功效还是破坏功效，这并非由媒体报道自己表现出的“信任”或者“不信任”来定夺，而取决于在再现事件结构性背景——信任外因的过程中，媒体运用着何种报道框架来为受众最终作出信任取向构造机会性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