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是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他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全面而且丰富,如果说他同时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文献学家,也不为过。本文试图通过对吕思勉生平及著述的综合考察,从他的史料学、辨伪学、目录学、历史编纂学、历史考证等几个方面着手,提炼概括出他的文献学思想及实践成就。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他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和教育工作,一生写过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在社会文化史、政治制度史、民族史、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领域都有专著,还有大量的史学论文、札记、讲稿、教材和历史通俗读物,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真正是著作等身。吕思勉的学术活动和成就打上了他生活时代的烙印。吕思勉的学术成就,首先得益于他的家学渊源。传统学术对他影响很大,他既继承了常州学派的治学特点和学术追求,又受到乾嘉学风的严谨、求真、重证据等精神的影响。同时,吕思勉不盲目排外、不保守而是积极地汲取西方文明的成果。吕思勉的学术还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尤其是充盈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吕思勉治史特别重视史料,对史料的内容范围、类别、价值、搜索、考订、运用和方法多有论述,颇有特点和价值。他把史料范围推廓得很广,认为史料不仅仅限于传统的四部,不仅凡是文字资料都是史料,而且还有大量的实物史料。他还很注意当代的材料,努力加以搜辑。吕思勉把史料分为两种九类,他的史料分类思想明显受到西方分类思想的影响。他特别重视史料的搜辑与考证,强调要按一定的专题去搜辑,当务之急是作史料汇编。他专门总结了书籍、实物、古事的辨伪考证方法。对于各种史料的价值,他也有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吕思勉史料价值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二十四史等常见文献史料特别倚重。中国古籍,真伪难辨,造伪书是极普遍的现象,辨伪学也历史悠久。本文主要从辨伪思想、辨伪实践、辨伪方法三方面论述了吕思勉的辨伪学成就。吕思勉的文献辨伪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古书不容轻信,又不容过疑；凡书无全伪者,伪书大多“仍各有其用”；古史不仅“层累地造成”,同时又“逐渐地剥落”：不见记载者,不能决其必无也；传之与经,信否亦无大分别；其所谓实物者,实未必皆可信。吕思勉辨别过的众多的古籍,他的辨伪实践,既不对古书一味迷信,也不一味怀疑,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古代文献加以辨别和清理,其辨伪结论是大多是中肯和可信的,后来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他提出的文献辨伪方法主要有：根据征引及因袭情况辨伪、根据情理推理辨伪、根据古书义例辨伪、根据文体及文辞辨伪、根据作者的思想辨伪、根据制度沿革辨伪、根据地理演变辨伪。吕思勉在治学与教学中,十分注重目录和目录学,特别重视和强调目录学的重要功能。他专门为初学者写了一本目录学著作----《经子解题》,这是吕思勉专门为初学者开具的一本指导古书阅读的书目性质的目录书专著,就经部和子部的重要古籍,精心开出必读书目,这本书简易通俗,要言不烦,大益于当时的青年学子。除了这本目录学专著,为了指导初学者读书学习,他还精心编订了不少导读书目,先后编订的有不同学科的好几种书目,主要的有《史部书目举要》、《史籍选文拟目》、《古书名著选读拟目》等,这些书目都是他读史和治学的心得所系,今天对青年治学还有指导价值。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吕思勉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创造。中国史书的体裁十分多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史部之书分为正史、编年、记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种,吕思勉对这十五种体裁都曾加以分析。他特别重视史钞、史料汇编和札记。他的几部通史、断代史著作,在体裁上是一个新颖创制,可看作是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综合体裁。他对古书通例做了阐发,主要观点是：先秦古籍,大多口耳相传,轻事重言；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古人著书,有所本者,大抵直录其辞,不加更定,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古人之研究学问,多墨守一家,纯一不杂,古书也仪载一家之言；常事不书,为史家公例。吕思勉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后来结集出版的,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学术的求真宗旨足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吕思勉在历史研究中,很注重史实的考据,他的考据方法很有特色,也很齐全,主要有：史源考证；据理而推之法；以考古成果考证；以风俗考证；以古书常见史料考证出特别史实；因时因地考证历史；以义例考证；训诂法；发现字句背后的意义；以文学材料证史；因果考证；比较考证；古代惯例考证；以文字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