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中国二十世纪早期到中期革命思想史上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但是由于他的政治志向随着革命境遇的变换而有所改变,导致后人对他的评价也各不相同,甚至形成为一个争议焦点。事实上,陈独秀原本具有非常厚实的中国传统学术基础,为了救国救民于国家灾难和历史险境之中,他毅然奋力决绝地打破传统社会的封建枷锁,走上艰难探索的漫漫长路。按照最初的认知,他首先将救国希望寄托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态上。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侵略本质的暴露与俄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形成鲜明对比,促使陈独秀将视角终于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和热情实践,在服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开始领导中国自己的民族解放运动。可是又一次,在党内外复杂斗争和革命低潮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因为对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方式的怀疑走向托洛茨基主义,偏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主流道路。这种认同与偏离双重迭出的现象,一方面,其中内情并不简单。另一方面,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也并非个别现象,值得认真研究。故此,本文试图从认同与偏离的角度研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过程,以吸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过程中的经验和方法,从而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方法启示。本文认为,在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中,虽然每一阶段的外部环境变化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但作为在社会转型期的传统知识分子出身的陈独秀,不可避免的始终没有摆脱传统基因的影响。他的文人士大夫孤傲而不世故的情结与刚毅固执而不灵活的性格是他始终不能彻底相信农民革命群众的根源所在。从这一点来看,传统文化教养尽管并不妨碍陈独秀认同和走向马克思主义,但也的确显露出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的某些重大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导致后来因为与国民党合作的暂时性挫败而过分严重地打击了陈独秀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而偏离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实践道路。当然,同时也应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过程中,陈独秀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不能低估,陈独秀脱离中国共产党队伍以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中国发展等问题的思想探究也并没有终止,甚至也有自己独到的和深刻的认识成果。这种认同的有限性与偏离的复杂性提示我们,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更加重视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民群众实践主体及中国实际状况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由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的阐述、研究现状的归纳、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预设三个方面组成。第二部分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客观环境条件出发,揭示陈独秀认同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和他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行为表现。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运用中出现的偏差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的主客观原因。第四部分评估陈独秀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效果,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发展的贡献值得肯定,同时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运用的前瞻性探索值得重视和研究,总体上笔者认为陈独秀始终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进行革命斗争,并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应该从实践性的角度实事求是的肯定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前文铺垫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得出陈独秀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启示。要想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科学指导思想,首先必须超越文化冲突,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中汲取力量;其次要以人为本,真诚的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最后摒弃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两个向度。其一,克服以往研究简单化、刻板化、表面化的认知惯性,努力全面、深入地揭示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复杂而周折的历史轨迹和思想脉路。陈独秀既有突破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思想窠臼进而认同和率先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一面,也有因为革命形式和革命道路纷争而偏离甚至脱离中国共产党革命行程的一面;既有与中国共产党相互脱离、不相为谋的一面,也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信念和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实践问题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改进、有所前进的一面。据此笔者认为,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既认同又偏离的复杂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中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理论探索意义,因此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的课题。其二,重视个体微观研究和文化冲突研究,尽力深入挖掘陈独秀的文化素养、思维方式和性格特点等人物本身个性因素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笔者发现陈独秀独特的学者型气质、文人士大夫的情结在其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产生过重要作用,这直接影响了早期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