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增长”概念自提出以来已成为各国寻求经济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引擎。2015年,中国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走效率、和谐、可持续的道路,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亮标志。绿色增长是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不竭动力,为开创全球绿色发展新格局提供重要牵引力。近年来,中国学界与政府积极探讨实现绿色增长的有效途径或策略,国家级新区作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载体,其自身具备的绿色增长能力成为助力区域乃至国家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受制于绿色增长能力的内涵、形成路径以及评价体系等研究相对滞后,针对如何提升绿色增长能力的实践指导性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未能取得突破进展。为此,本文在科学界定绿色增长能力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识别驱动绿色增长能力形成的关键主体,梳理主体间互动关系,探讨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形成机理,系统识别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影响因素,构建了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模型并予以应用。本研究旨在通过改善当前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培育问题,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对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在对国家级新区以及绿色增长能力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基础上,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推演,识别出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形成的关键主体,即政府、企业、NGO、公众,并理清彼此间存在的互动关系;立足四大主体,梳理出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形成的驱动要素,包括政府投入、政府监管与宣传、企业绿色意识、企业绿色实践、NGO监管与宣传、公众绿色意识、公众绿色消费行为、绿色投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要素;从系统论和过程观出发,通过构建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贝叶斯网络模型,提炼出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形成的关键驱动路径,即{政府投入/NGO监管与宣传——企业绿色实践——绿色投资——绿色增长能力}、{政府投入/NGO监管与宣传——企业绿色实践——管理创新——绿色增长能力}以及{NGO监管与宣传——公众绿色消费行为——企业绿色意识——技术创新——绿色增长能力},并识别出关键驱动要素,即绿色投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从而揭示出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形成过程。(2)系统识别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影响因素。立足于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四大驱动主体,筛选出影响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主要因素,并综合运用Grey-DEMATEL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分析,从而识别出影响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关键因素的原因度、中心度进行分析。从原因度来看,影响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建设的原因因素从大到小依次为:法律法规完善性、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绿色宣传服务力度、政府监管执行力、消费者环保意识;影响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建设的结果因素从大到小排序为:当地居民的环境意识、员工环境意识与学习能力、主要竞争者的绿色管理实践、高层管理者的文化水平与绿色意识、企业绿色文化。从中心度来看,影响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企业绿色管理实践和绿色技术进步与创新能力,即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建设内在机理中的内在驱动力。(3)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测度与评价分析。基于理论研究结论,从政府支持能力、企业绿色能力、NGO监督指导、公众参与能力、园区产出效益5个维度构建出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综合了 G1法、G2法、熵值法以及离差最大化法的最优组合赋权法,对中国现有的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进行实例应用测度。通过对测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找到不同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差距,基于此进行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提升路径的探讨。研究发现,政府支持能力对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影响最大,其次是企业绿色能力、园区产出效益、NGO监督指导、公众参与能力。从各区域来看,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可划分为三个阶梯:第一梯队为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综合得分在0.6以上;第二梯队得分在0.3-0.6之间;第三梯队的均值在0.3以下,分别是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哈尔滨新区、江西赣江新区、兰州新区、云南滇中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通过本研究,不仅可实现对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的有效剖析与梳理,而且通过对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科学评价,掌握当前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水平,设计国家级新区绿色增长能力的提升路径,为国家级新区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新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