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为了应对国家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国际学术市场竞争的挑战,许多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都试图通过组织变革在短期内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声誉。目前学术界虽有不少关于研究型大学变革和发展的案例研究,但多侧重于一般的经验叙事,注重分析和总结高校变革的具体举措和效果,对研究型大学变革的动因、路径以及过程关注不足,也很少呈现研究型大学变革的冲突与挑战。本论文以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为案例,基于研究型大学模式分析、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以及变革管理理论,结合各类文本资料、横纵向数据以及对包括校长、管理人员以及教师等在内的45名关键信息者的访谈,对该校组织变革的制度动力、模式选择、变革效果、冲突与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对研究型大学为追求快速发展的组织变革所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新制度主义认为,任何组织都是制度化的组织,会受到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理性神话一直在重塑各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并深刻影响着研究型大学的变革。全球制度动力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各类“制度传送者”向国家层面不断施加同构压力,迫使其将新公共管理理念融入到相关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和政策当中。在此背景下,瑞士联邦政府通过授予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公法人资格、调整其办学定位和预算拨款模式以及任命新校长等规制性举措,对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施加影响。而为了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竞争与制度压力,承担着制度企业家角色的埃比舍校长做出了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组织标准和制度实践进行模仿性同构的战略选择。通过模式分析,本研究发现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整体实现了从德国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型。在治理模式方面,该校获得了程序性自治并加强了以校长为核心的行政权力,提升了大学应对外部环境的动态能力,但也导致学校内部共治文化式微和学术权力的失落;在组织结构方面,该校通过并系建院、改革研究所和实验室等举措提升了学校内部的决策和资源使用效率,推动了学科的交叉融合,同时释放了年轻教师的活力。然而,该校的科层化管理也限制了教师参与学校和学院决策的权力,降低了教师的组织忠诚度;在教师评聘方面,该校通过全球招聘引进卓越人才,通过移植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确保了年轻教师的学术自治以及提供了一条相对明确的晋升路径,不足之处在于晋升标准过于重视科研;通过设立博士生院提高了博士生的生源质量和培养质量,但未能改善学生对教师的依附;通过加强校企合作增加了企业经费,推动了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知识的共享。此外,本研究发现该校的组织变革同时受到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大学管理逻辑以及学术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正是在这些不同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下,该校最终对美国模式进行了转化而非完全移植。本论文采用萨尔米的世界一流大学要素模型,对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组织变革的成效进行了分析。本研究发现,该校的变革成效不仅体现在汇聚了更多优秀人才、获取了更加充裕的经费、改善了学校管理等方面,学术文化的改善也是该校变革成功的重要要素。具体而言,2007-2012年,该校在学术人员、研究生数和科研经费三个指标的增幅分别超过95%、80%和60%的世界500强样本高校的同期增幅。在治理和组织文化方面,该校增强了机构自治,提升了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以及内部决策效率与资源使用效率,构建了鼓励卓越与创新的更具活力的文化。该校国际声誉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国际排名名次的提升、与国际顶尖大学合作的机会增多、教师在国际学术同行中被认可度增加、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增强等多个方面。该校自上而下的变革也遭到了教师群体的强烈抵制。出于对变革领导者缺乏信任、对学术权力和传统价值的捍卫、对学科利益以及自身权威的保护等原因,该校的教师们强烈反对埃比舍的上任及其所提出的变革计划。而为了应对抵制,埃比舍采取了多项策略领导变革,包括在政府支持下设定了明确的变革目标和战略、组建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积极沟通学校愿景并争取更多教师的支持、加强科层管理的同时保障教师的学术自治并提供基础资源、快速推动变革且持续积累成功、坚持聘用新的人才以巩固新文化等。本研究发现,科特的变革管理模型整体与埃比舍的变革策略相契合,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忽视了教师抵制的积极意义。本研究认为,尽管教师抵制变革有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威的考量,但更多是为了捍卫学术自由和传统价值,变革领导者应该更加理性和辩证地看待教师对变革的抵制,维护变革的程序和结果正义。最后,本研究还对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组织变革进行了反思。本研究认为,该校变革的可取之处在于没有以排名名次和论文数量为目的,而是围绕推动科技创新来构建良好的学术环境。然而,虽然该校通过制度移植缩短了制度创新的时间,但也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本土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限制了学术公共性和教授治校等传统价值以及造成了严重的机构同质化等。本研究认为,研究型大学应基于自身优势和本土环境对他国模式进行批判性地借鉴和创新,通过较长时间的制度实践致力于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学模式。就变革过程而言,该校为了追求发展速度而以公司式垂直管理取代传统的共治模式,虽然突破了路径依赖,但也降低了教师的组织忠诚度、提高了错误决策的风险、限制基层组织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以及难以保证学校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本研究指出,研究型大学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急于求成,而需坚守共治原则,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相互制衡并发挥各自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