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批评史的研究中,关于话语权威和身份建构的探讨仍存在较大的深化空间。本论文便试图在这一向度上对主宰电影批评文本的话语权威以及构成批评文本的各种复杂思想观念资源进行探寻,对1937-1949这一阶段的电影批评理路展开深度辨析,进而从文本层面走向更加广阔的思想文化层面。论文从权威、身份、认同等范畴出发,在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批评展开细致分析。其一,国族诠释话语及其畸变。“国族诠释”言说方式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需要,深层原因则是批评者鲜明的国族意识。大批影评者在其文章中以国家及民族存亡等宏大叙事来展开讨论,这既包括抗战时期电影“服务抗战与宣传”的战时总目标,也包括战后国共战争时期在报刊中大量出现的为国家民族前途计而规训电影生产的批评话语。然而,这一路径下还存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畸变现象,即以《新影坛》为主要阵地形成的批评群体,其批评文章既有凸显的亲日政治立场,又为自身的政治取向极力辩解,甚至也打出国族诠释的旗帜,将自己形塑为“事仇民族主义”的姿态。其二,“现实主义电影理想”是这一时期与国族诠释相关联的另一权威话语形式。“反映抗战现实”和“为社会大众而作”是其批评话语的突出诉求。这一向度以囊括国族诠释内核、掺揉马列主义主张和知识分子政治理想后的复杂面目出现在批评文本中,实现了对电影创作的话语整合与规训功能。在“现实主义电影理想”权威话语之下,任何被认为不符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电影作品,都会被批评者指责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逃避现实。其三,关于电影批评主体身份建构中的多重视野。批评文章表现出这一时期批评者在其文化认同上的取舍,即在总体上将欧美电影视为一种“威胁”,同时又表现出对日本电影的两重态度,以及对苏联电影反法西斯维度的充分肯定。这种取舍和认同正是形塑自我的重要方式,对外国电影的多元态度彰显了中国电影批评主体身份建构中批评者复杂的政治、文化立场和对社会时局的认识。其四,电影批评自我意识的凸显与反思是与话语权威和身份建构两个范畴均有关联的一个问题。中国电影批评者在思考“中国往何处去”的急切追问中将电影本身当作了拯救的神器,而电影批评和电影生产均被认为必须承担宣传、教育、引领大众甚至维系国家民族的重任。在这一向度不断被强化的过程中,对电影内容和意识层面的分析显然排挤掉了以往“软性电影论”者所提倡的技术、语言剖析所倡导的批评内涵。然而,在批评者针对电影批评进行自我反省分析时,也充分意识到那种既能兼容意识评判,又有技术、语言理论思维的“合格影评者”已经缺失。这种影评者对自身的反思和忧虑正是批评主体自我意识的成熟。其五,由“地域与身份”所成就的话语优势,集中凸显了地域空间的政治色彩对批评者身份的塑造,以及由批评身份的爱国特征为前提实现的话语权威。抗战开始后,滞留港沪的电影人显然缺乏类似大后方批评的言说权威,尽管他们并未放弃在文章中描述自我的无奈和维系电影艺术者身份。与此相伴,后方报刊上的电影批评以居高临下的政治和道德审判为前提,对上海和香港的电影事业展开审视和甄别,这种话语优势是与后方知识分子的爱国立场及政治身份密切相关的。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由于上海知识分子在身份层面被界定为堕落自私的一群,因此在对附逆影人和伪片问题的界定上,这些影人实际上失却了在批评话语中继续辩解、建构自我的权力。因此,深度梳理剖析1937-1949年的电影批评,可以洞见的是,电影批评者以其隶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身份和责任伦理定位而展开了具象的批评实践。在特定的时代境遇下,这种批评行为又受到来自政治身份、思想潮流等范畴的不断洗礼,而涉及话语权威、身份建构与文化、国族认同的电影批评看似江山一统,实则众声喧哗,呈现出电影批评观照视野的丰富和电影批评群体内部话语交锋的动态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