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的行政决策与政治过程存在过多关联,导致行政决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纳入法治的轨道,我国20世纪末以来,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经济调控成为政府主要职能,政府被授予大量关涉公民日常生活和国家事务的决策权,以往行政决策的非规范化使因决策滥用导致的决策失误频繁发生。行政决策的实质是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也总是从一种形式转为另一种形式,从一部分人手中到达另一部分人手中,由于法律保护的利益是有限的,行政决策失误在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余,也损害政府自身形象,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寻求合理的行政决策程序,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便尤为重要。在崭新的国家治理新时期,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共同构成了新时期行政决策体制的总体目标,法治化为决策实现科学和民主的目标提供保障,当决策理念中自然流淌着法律理性,决策者自觉树立法律信仰,那么彰显科学性、民主性的精彩决策自然不断。本文所安排的内容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探讨,明晰政策和行政决策的概念,进而探讨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内涵,表明行政决策实现法治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是在党中央不断推进下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一环。行政决策实现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文中列举一些因为违法滥用决策权导致资源浪费的事实就是为了证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未将行政决策权的规制提上日程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行政决策之所以能够实现法治化是有理论依据的,首先,程序正义理论要求行政决策要实现法治化,这是因为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至今,对这种观念进行强制改变势在必行,对程序正义的要求就是对人权的保障。其次,政府的决策行为当然属于政府进行日常管理的内容,那么依法进行决策就是法治政府理论的天然要求。其次,协商民主理论中所强调的政府与公众对话可以保障政府所做出的决策具有民主化和科学化属性。第二部分,对我国目前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现状进行分析。首先,试图通过对社会各种现象的存在及其影响进行分析,看到其背后的决策根源,找出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在不同方面存在的问题,包括行政决策主体不明确,决策程序欠缺规范化,行政决策的监督机制和责任的归责原则不明晰等问题。当然,造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国情原因。由此,笔者分析具体原因可能是政府决策的信息公开不足,致使政府和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基础信息,无法获得准确全面信息的情况下公众与政府不可能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也无法真正提出有效建议。决策者法治观念不强,公民缺乏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精神,这是历史上长期缺乏民主生活所致,所以在观念上培育公民法律信仰尤为重要,而且专家充当咨询者和论证者角色不够充分的问题也导致有些人认为专家只是充当政府的传声筒。第三部分,通过前文对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对策性建议。笔者分别从事前防范、事中制约、事后控制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事前要明确行政决策主体的权力范围,权大于法的错误观念由来已久,我们不断倡导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才逐渐摆正政府和公民的心态,所以在行政机关做出行为之前先看清楚自身具有哪些权力,并且这些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是其做出有效且被人尊重的行政行为的前提。这需要同时从加强决策者的法治观念上着手,做到法无授权即禁止。其次,事中制约是指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及时向社会公开信息,既然要做阳光政府就做得再彻底一些,真实全面的信息才方便群众参与协商过程,听证制度作为民主协商的方式之一其设计的初衷并未在我国有效实现,所以行政决策民主化需要通过听证制度的完善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同样离不开专家的多角度论证和咨询来完善。最后,事后控制措施是指决策公布以后勇敢接受来自立法、司法和社会各方的监督,建立重大责任的归责机制,政府勇于承担决策失误导致的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