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内关于女性语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主要是将女性语作为位相语研究的一个领域,重点研究“女房詞”和“遊里語”等传统女性语现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欧美的男女平权主义传入日本,特别在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关于女性语的研究也开始兴盛起来。许多学者从语言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视角对日语女性语进行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使女性语研究得以不断丰富和深化。不过,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也往往存在被自己的研究领域所束缚,从单一的视角考察女性语的倾向。迄今为止,对日语女性语产生、演化的文化背景进行深入考察、对女性语在历史上及当代呈现的特点及今后发展的趋势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分析的学术著作还没有出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虽然在中国国内关于日本及日语的学术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是对于日语女性语这一独特的语言现象却少有人关注。即使有,也主要是将女性语作为日语的一个语言现象进行概括性介绍,对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几乎没有涉及。日语的女性语是有着较长历史的语言现象,在现代日语中虽然呈现出衰退的趋势,但仍保持着较完整的体系,特别是敬语表达已成为日语语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相当稳定的形态结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因此,关于女性语仍然有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和空间。比如说,日语女性语的概念是何时以及如何确立的?日语女性语为何会长期存在下去?诸如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从更宽阔的视角作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本论文即是对日语女性语进行深入、系统考察的一次尝试。针对日语女性语的整体特征,论文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首先,参考先行研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语特征进行了总结,对女性语的发展变迁进行了一次回顾。性别差异在古代日语中并不存在,它在中世(主要指镰仓?室町时代)开始萌芽,在江户时代得以确立,从明治时代到昭和初期进入了最盛期。从当代来看,日语中的性别差异已呈逐渐缩小的趋势。论文接下来从共时的角度,援引大量实例,从词汇、句式和话语三个层面对现代女性语的表现形式和功能进行了详细考察。论文还根据女性的不同身份,考察了现代日本年轻女性多样化的语言表达行为,总结了二十到三十岁这一年龄阶段的女大学生、家庭妇女和职业女性的语言表达特征。一般认为,女性出于心理或社会等原因,为保持其“女性特征”即“优雅”、“恭谦”等,在语言表达中有着避免强调自我而刻意追求含蓄委婉的倾向。这一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但还远不足以全面概括日语女性语的特征。通过考察,笔者发现日语女性语的内涵十分丰富,现代女性根据年龄和职业的不同,在语言行为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即使同一个人,根据谈话场合的郑重程度,或与谈话对象上下亲疏关系的不同,也会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本论文着力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对日语女性语的特征进行考察的同时,对日语女性语的形成原因和演化过程中的驱动因素给出合理的解释,而这正是传统上针对日语女性语的研究忽略或论述不够深刻的方面。虽然日语独特的语言形态是日语女性语形成的语言基础,但是日语女性语的诸多特征只有放到文化和历史的大语境中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为此,论文引用了大量的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宗教史方面的文献,对女性语的出现和演化的背景参数进行了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的探讨。从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对女性话语行为的规范是要求女性谨言慎行,并禁止女性使用汉语及男性表达。在明治以后,对女性违反规范的语言行为进行批判的言论大量增加,标准女性语的概念也正式得以确立。在论文的第一章中,笔者对日本国内的女性语研究史作了概括性介绍。日本国内的女性语研究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分水岭,研究主体原本以男性研究者为主,研究内容则是从国语史的视角对日语中的特殊位相例如“女房词”、“遊里语”等进行考察。主流观点认为,室町时代出现的“女房词”在中世的女性语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发挥极致女性温柔委婉特征的甚为优美的语言”。从女房词的内容来看,主要指服务于天皇左近,并照顾天皇饮食、服饰、生活起居的宫廷女官们,为避免直指事物(主要是食品等)而创造出的一种婉转含蓄的间接表达方式。女房词对现代日语的词汇体系影响甚大,而在江户时代由遊女创造的“遊里语”中的敬语表达对近代日语的成立也有较大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女性语的研究引进了欧美的男女平权主义思潮的许多观点,女性研究学者不断发表新的研究成果,大大拓展了女性语研究的理论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同“女房词”、“遊里语”相比较,现代日语女性语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女房词”产生的背景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遊里語”来源于社会上下等级制度,与此相对比的是,现代女性语则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为了使人际关系更加融洽,女性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使用更加恭敬的表达方式。论文的第二,三章总结和探讨了各个历史时期女性语的特征及其演化的社会背景。日语从平安时代开始逐渐显现性别差异,在室町时代产生女房词,并以此为范本在江户时代形成了公卿、武士家族及富裕阶层家庭中年轻女性的语言规范。在接下来的明治时期,通过国家性教育对女性的语言表达加以制约,语言的性别差异正式确立起来了。对女性语言的规范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和随后的妇女解放运动而告解除。现代日语女性语则表现出中性化和男性化的特征。在将语言表达方式与女性这一群体相结合的过程中,女性语概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般认为女性因为使用特定的语言形式而由此产生了女性语的概念,此观点源于个别话语行为的积累形成某个社会集团语言形式的特征这一看法。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女性的话语行为并没有遵循女性语的规范,在每个时代都受到了批判。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存在的不是女性实际的话语行为,而是坚持女性语概念的社会意识形态动机,其结果使得对女性话语行为的批判得以正当化。也可以说,语言现象有着出于某种意图或价值观,由国家或社会势力进行甄选、重编、普及而人为创造的一面。这一点在标准女性语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为此论文重点考察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到1945年为止——其中又以太平洋战争时期为重点——日语中标准女性语的形成过程,试图阐明其象征意义及政治功能。标准女性语概念的出现大约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当时日本为了在短时期内建设近代化国家,实施了“统一口语化表达”的国语政策。这一政策后来发展为“文语一致”运动,导致了近现代敬语和女性语中终助词的普及。与标准话口语语法研究的进展同步,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在当时“国语纯化”国语政策实施的社会大背景下,符合规范的女性语的语法和语言表达被研究学者和评论家具体选择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语学者赋予女性语的内涵是“优美”、“典雅”和“恭敬”,同时把女性语的来源解释为室町时代宫廷中使用的女房词。在1940年左右,日本国内学者及评论家赋予女性语新的内涵,将其定位为标准正确的国语,是教育日本下一代的母亲的语言。之后,统治阶层通过广播和书籍等媒体对日本全国女性进行教育,宣传女性语的特征以及使用正确的母亲语言教育孩子的重要性。有必要指出的是,在赋予女性语意义、维护女性语的正统性方面,女房词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国语学者强调因为女性语的起源是女房词,和女房词代表优雅语言一样,女性语同样具有优美典雅的特征。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国语学中女房词的定位仅仅是封闭集团的隐语,并没有与“女性”特征相结合起来。而且,仅分析女房词本身的语言特征,并不能得出女房词具有超越其他集团语言的优美典雅特征这一结论。另外,也没有证据证明研究者关于宫廷女官为了表现自身的“女性气质”而创造了女房词这一论说的正确性。这些都表明,女房词是被人为地选为维持女性语概念正统性的语言象征的。那么,为什么女房词会被选作为女性语的象征,并为人们所接受呢?女房词是宫廷女官们女性心理的表现这一国语学者的解释,与当时宣扬的日语中蕴含了日本人精神这一学说,在构思上如出一辙。出于谋求日本人在精神上统一的目的,当时以文部省为首,许多日本的国语学者都主张要尊重自己国家的语言,而把服务于天皇、照顾天皇饮食起居的宫廷女官们的语言视为女性语的起源和范本这样的言论,是为了培养日本女性“贤妻良母”的精神,由于它和当时强化对天皇制国家归属意识的这一国策在目的上是一致的,所以此言论被不断引用,最后被大家所接受。当时日本处于动员国家的全部力量进行战争的社会背景下,建立理想女性语的学说,对女性实施教化,是遵循当时国家政策的要求。我们注意到,标准女性语概念的成立几乎与标准话的制订、国粹主义的抬头以及政府主导的“贤妻良母”的教育同时期出现。这表明,标准女性语的规范是为适应日本近代化的发展而突出强化性别差异,是为了迎合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并不是语言自然演化的结果。在对日语女性语的演化及其背景因素考察之后,论文对现代日语女性语的特征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笔者首先从词汇、句子和话语三个层面,援引大量实例,对现代女性用语的表现形式和功能进行了考察。在词汇层面,日语中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女性较多使用的词汇、人称代名词、语气助词、终助词、感叹词、形容词、副词等的词语的选择及语调差异等方面。女性避免使用生硬的汉语或粗野、庸俗的词汇,而多使用感性柔和的日本固有的语言。另外,女性还多使用如「わ」「の」「ね」这类主张、断定语气不强,并能与听话者产生同感的语气柔和的终助词。在句子层面,非明示的“行为指示型”、“要求回答型”、“断定?主张型”的表达或是郑重程度高的句子被认为是符合女性语的表达特征的。也就是说,女性语的使用原则是:为保持对听话者的敬意,女性一般只对涉及自己的事情拥有决定权,而不擅自进入听话者的领域。这一现象体现了日本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但实际上这对女性的话语行为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束缚。具体在句子表达方面,如在叙述文中,女性在使用判断句型时,往往省略判断助动词「だ」而多以「～の」结句。在疑问句中,男性多使用以「のか」结句的疑问句,而女性则省略疑问助词「か」,使用以「～の?」结尾的句型。除此之外,在使用祈使句、命令句、否定句这类对听话者进行行为要求的句型时,作为符合女性语的表达,在句子表现形式上有种种限制。如在祈使句中,符合女性语表达的句型是如以「～て」、「～ないで」结句的非明示“行为要求型”的表达,或是像以「～てくれる?」「～てくれない?」、「～てくださる?」、「～てくださらない?」等结句的给予听话者选择余地的表达。与此相较,以「～てちょうだい」结句的表达虽没有给予听话者选择余地,但在句子表现形式上使用了郑重程度高的「ちょうだいする」一词,所以也是符合女性语表达特征的句型。命令句中,女性可以使用「～なさい」、「お(動詞連用形)(なさい)」这类明示的命令表达,也同样是因为在句子表现形式上使用了郑重程度高的「なさる」、「お」这类词。另外,女性在使用命令表达的场合时,一般不使用动词的命令型,代而使用如「行って」、「やめて」等动词的依赖表现形式。与祈使句、命令句一样,女性可以使用如「～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ないで(よ/ね)」、「～ないでほしい(もらいたい)」、「お/ご～なく」这类明示的否定表达,原因是它们都是不希望该事项发生的祈使句。而非明示的否定表达如「～してはいけない」、「～てはだめ」等句型,侧重表达不允许或不认可不好的行为,只涉及行为本身,并未直接提及听话者的行为,因此也是符合女性语表达特点的。概括而言,当说话者言及听话者的行为动作并进行判断或下决定时,作为女性在使用这类“行为要求性”的句型时,通常都会选择非明示的或是给与听话者选择余地的表达。另外,女性在表达谢绝的时候,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缓和因拒绝行为而引起的人际关系的紧张,通常采取委婉的拒绝方式,或是用“不方便”、“有其他事”等虚拟的理由进行推辞。除此之外,女性在句子表达方面还有多使用敬语、省略表达、重复表达等的倾向。在话语层面,女性在向他人提出要求时,多使用“…一下”、“能否…”、“可以的话”等非强加于人的表达。在表达理由或请求对方时使用“有点不方便”、“有急事”之类不得罪人的理由,或是说“随你的时间安排”进行让步,或是说“如果不勉强的话”来减轻对方的负担,或是使用“如果不行的话也没关系”等含蓄的表达。可以看出,女性在这种情况下的表达方式非常丰富,包括赔礼道歉、阐明理由、辩解说明、附加条件、进行让步等。在这些句子中,女性频繁使用授受动词、否定助动词及敬语动词,给人一种客气、恭敬的语感。其次,女性在谈话中比起男性来更多地附和对方的意见,这一现象表明了女性在谈话中处于从属地位,而谈话的主导权往往掌握在男性手中。以上从三个层面分析了现代女性用语的表现特征,其结论是,女性一直被“女性的言谈要柔和”、“女性的态度必须恭谦”这样的社会规范所驱使或束缚,女性为了保持自己的“优雅”、“恭谦”、“温和”的“女性特征”,一般说来有着避免强调自我的倾向,并在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语”范围内选择适当的表达方式。论文的第六章重点考察了二十至三十岁年龄段的女大学生、家庭主妇及职业女性的语言表达特征,以对当代日语女性语的总体面貌特征有更深入和具体的了解。大学的校园生活是人生中最活跃、最丰富多彩的一段时期,因此女子大学生的语言特点是喜欢使用表达丰富感情的词语,而且多用避免断定语气的省略表达。另外女子大学生创造新词的方法形式多样且不受语法规则的限制,非常有特点。其造词法与室町时代的女房词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所突破创新。年轻的职业女性离开校园不久,在语言特点上还保留了女大学生的部分特征,尤其在非正式场合,语言表现方式的选择余地较大,呈现出多样化的语言特征。另一方面,年轻的职业女性处于上下等级森严的公司里,为了顺利地与上级或客户之间进行沟通,在正式场合下,多使用恭敬、郑重的表达方式和敬语。家庭主妇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与儿童相处的时间较长,有时会使用幼儿语,而在与邻里交往中为了使人际关系更加融洽,她们经常有意识地注意自己的语言行为,多使用和蔼亲切的表达。比起女大学生和职业女性,家庭妇女的语言更能体现出女性特点。论文的第七章对今后日语女性语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二战后女性越来越少使用以「わ」为代表的女性特有的终助词,女性语逐渐呈现出男性化和中性化的趋势。但是,女性语的广义概念不仅包括终助词,还应包括敬语表现,而近现代形成的敬语已经成为日语语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轻易发生改变。再者,就其本质而言,女性语是一种为了达成融洽交流的目的,说话者考虑到听话者的感受,从而采取的一种恭敬、委婉的表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语的这一特点也折射出日语本身的语言特点——说话者绝少干涉听话者的领域而只是对自己的事情做出决定,只不过这一特点在女性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根源上讲,女性语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是不容否认的。只要男女社会地位存在差异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依然存在,女性语就不会消亡,而是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