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为中华文化之经典,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有近200年的历史,期间出现了约20种英译本,这些译本以不同形式显示出深度翻译的显著特征。本研究采用阐释人类学深度描写的方式,选取了代表《中庸》哲学、诗学和史学译释取向的五种译作,从译本中的地方性知识出发,以译本中的深度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显微式地记录各译本深度翻译的表现形态,思想路径及功效,并结合中国阐释学中的境域论,将《中庸》译本中多样化的翻译阐释解释为译者与其最为切近层次存在境域之间张力的产物。具体来说,通过深度翻译实现了对《中庸》哲学性阐释的译作主要有辜鸿铭译本、庞德译本和安乐哲译本。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辜鸿铭译本主要借翻译《中庸》来宣扬中华道德文明的优势,改变西方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态度,因而,在具体翻译中,他利用序言、附录等总体性论说中华文明之道德文明的本质、通过对译本正文核心术语翻译中添加“moral”和译本中相当数量的双行小注等方式来凸显《中庸》的道德内涵与主题,从而将《中庸》建构为代表中华道德文明的有机整体。哲学家安乐哲和郝大维的译本则旨在体现中国哲学的过程性特征。安乐哲和郝大维认为关联性思维居支配性地位的中国古典哲学传统是历史主义的,诉诸于叙事的理解,其语言为焦点和场域语言；而因果性思维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哲学传统崇尚分析的理解,其语言可归为实体性语言。为中国哲学正名就要把这些差异在译本中体现出来,因此,在翻译中他们通过广泛使用焦点和场域语言、诉诸类比以及回避使用因果语言等方式来体现中西哲学的差异,凸显中国过程哲学的异质化特征。庞德的译本呈现出显著、连贯的新柏拉图光的哲学阐释倾向,产生的原因除了对当时政治环境的考虑之外,更重要的是基于新柏拉图思想与《中庸》的相似性,两者都构建了以神秘、超越的“一”为主导、具有层级性的思想体系。庞德在译本中通过对《中庸》原典结构的操控、直接引入新柏拉图术语和对原典汉字字形的分析性阐释等三种路径借用新柏拉图“光的哲学”对《中庸》进行了阐释性翻译。浦安迪译本和迦达纳译本通过深度翻译践行了对《中庸》诗学和史学的经典重构路径。浦安迪译本是其对经典寻根式研究的自然产物,在该译本中,他尝试性地构建了以“旖旎复古的经典文风、道德哲学的显化主题和兼容并蓄的诠释风格”为主要特征的经典翻译重构路径,在译语世界中重构了《中庸》的经典形象。迦达纳认为现有《中庸》英译本因缺乏向译文读者厘清《中庸》经典化的过程、原因和影响,从而大大削弱了《中庸》在英语世界中作为中国经典的影响。因而,在其新译本中,他对《中庸》经典化历史进行了详细爬梳,认为《中庸》的经典化是当时历史、政治以及其本身义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双行小注在《中庸》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大功效,朱熹的新儒学对确立《中庸》的权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迦达纳的翻译在形式上遵循了朱熹双行小注的注疏体例,在内容取舍上保留了对新儒学影响甚大的章节,在阐释取向上几乎完全采纳朱熹对《中庸》的阐释,成功地建构了一条以“经”构“经”的翻译经典重构路径。无论是哲学的、宗教的、诗学的抑或是史学的译释,深度翻译的实质是阐释性的翻译,其阐释的面相取决于译者的存在境域,译者的存在境域与翻译的阐释语境恰当结合使富有创见的翻译阐释成为可能,反之,则产生翻译阐释之“弊”。适度阐释是译者秉持“虚心”态度,从善良愿望出发,依托其研究成果,诚于己并诚于人,同情地进入所译文本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