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力的研究。国际传播力作为跨越国界的传播力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其以议程设置能力与框架作为建设目标。新闻传媒作为国际传播力最重要的因素,其传播过程及传播要素均受到国家和文化的影响,而主流渠道是一个国家新闻传媒提高国际传播力的重点。传媒国际传播力的评价框架包含内容、传播、经营、制播能力等,内容是其中的主要因素,而对于纪录片而言,内容更是其国际传播力的决定性因素。纪录片作为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对于记录中国历史、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对于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具有重要价值。在政治与媒体共谋设置全球议程的今天,如何使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得到有效传播已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课题。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评论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力。首先梳理了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力的演进历程,建国初期,纪录片的观念与制作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通过主流渠道向海外传播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宣教任务的中国纪录片,虽然传播效果不佳但不得否认的是中国纪录片“走出去”得益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策制定与对外交流对纪录片的拍摄技术与国际接轨提供了支持,同时,早期“借船出海”的纪录片合拍战略实施对于我国纪录片工作者的拍摄理念与美学风格有不同影响。伴随着媒体产业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纪录片在新时期迅速演变为广播电视贸易活动中的文化产品,开始同海外市场进行多层次的交流往来。本文全面整理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二十年来的中国纪录片外销数据以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十余年来的由国际评委和买家共同评选的最具国际销售潜力奖的获奖纪录片,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成为国际文化市场上经久不衰的中国主题;宏大历史背景中的普通参与者和体制内的边缘人具有内容影响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热点话题成为目前海外认识中国的渠道也是海外市场的关注热点。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纪录片的海外传播大都经过技术缩编,文本以纪录片《故宫》改编为例探讨制作主体双重化问题,在降低文化折扣的文本改编背后附着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值得警惕。对于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力的成功探索样本,本文对创下中国纪录片海外发行纪录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展开案例分析。该片以中国传统饮食的制作技艺与消费活动背后的人文意义为主要表现对象,在中国“城乡”关系与人口流动的社会语境下用国际通行的纪录片语言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综合社会图景。在该片内容征服世界的同时,技术手段遭遇抄袭与造假的诟病也敦促我们去反思好莱坞大片口味的浸淫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平衡政治经济的跨国主义与本土文化和历史的生存的弥足珍贵,通过“乡愁”与“乡愁”的再造,让我们意识到纪录片最终拍的还是“我们自己”,走向世界的还是“我们自己”。本文最后着墨于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力的提升策略。中国纪录片在外宣活动需要、“文化走出去”需求与产业政策的三重需求与相互配合下,业已在制作方式变革、内容模式选择以及合拍方式选取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低语境以及话语霸权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舆论环境中,通过符合国际惯例的视听语言呈现具有“中国特色”内容的纪录片生产仍然需要较高的交流智慧。本文的研究主体集中于以电视播放的纪录片,不包括电影院线纪录片和无法在电视台播出的独立纪录片。同时本文的着力点在于纪录片国际传播力的决定性因素即内容的全方位分析,纪录片的营销考察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