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从“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这一创新概念出发，力图以此为分析工具，综合运用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政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并紧密结合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深入探析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问题，揭示中国当前三农问题的实质，进而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策略和推进方式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意见。　　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实现赶超型的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诸种社会矛盾的总和。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由乡土性质、儒家伦理、宗族组织、乡绅力量和国家意志几方面的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形成了特定的农民与农民个体之间、农民与农民组织之间、农民及农民组织与国家之间的稳定的联接关系与模式，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体制长期保持稳定状态的社会基础。近代以来，这种社会基础受到强烈的冲击与破坏，随着以西方模式为导向的现代化过程的展开，分散小农与国家之间、农民与市场或者资本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无法化解的紧张状态之中，不能够实现良性的对接，农民不能够在保证自身基本福利的前提下支持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努力都可以视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过程。而实践方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建构以及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走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研究将农民间的联接关系、农民个体与国家的联接关系、以及由农民个体经由特定的形式组成的农民群体与国家的联接关系模式作为影响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模式和形态的重要因素，并以“社会基础”概念来概括这一组关系模式。相应的，也可以把调整和改变这种关系模式的努力称之为“社会基础再造”。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党的意志与农民福利之间的良性对接关系，有效实现了农民“组织起来”的战略目标，实现了“翻转基层”的社会基础再造。建国后，又通过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合作社等进一步的行动，构建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和国家观念。农民作为有意识的、自觉的阶级的一分子成为新生的中国的公民，结成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新中国的现代化有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使农民的组织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农民与国家间的对接成本因此降到最低，党的意志和国家战略在这种社会基础条件下得到了顺利贯彻和推进，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快速工业化目标得以基本实现。1978年以后的改革，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取向，但渐进式的或者目标开放式的改革模式，相对于前两次而言，社会基础的重组和再造模式是比较模糊的。一方面，前一阶段的影响极大地延续下来，农民的联接关系并未实现转型，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没有多大改变;另一方面，总体目标实际上已经彻底改变了，进而导致市场化的目标与既定的社会基础之间都不兼容，小农与市场化目标无法实现对接。任何一种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相对接。而在我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村现代化实践中，迄今为止的社会基础并不能与实际上的发展目标相契合，由此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要实现与社会基础的契合;另一方面，要再造社会基础以实现与总体目标之间的对接关系。　　本研究由引言和九章构成，引言部分阐明了本论题提出的背景，对基本概念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阐释，对研究框架和论文结构作出了说明;第一章是基本理论与研究基础，对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政治学理论进行了概括阐述，从理论原型和核心命题两个方面对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为研究展开在理论上作出准备;第二章到第七章展开分析了市场化给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从优化农村基层基本政治制度供给、发展农村合作组织、优化农村金融环境、重新构建农村社会秩序形成机制、再造农民的观念世界等具体方面就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讨论;第八章从农村税费改革这一特定政策举措的社会影响出发，论述了税改之后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变化的趋向，提出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重构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理论和政策建议;最后一章将上述研究的成果归结到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来，通过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质的规定性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间及空间维度的分析，指出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再造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和中心环节，论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与之相对应和对接，农民之间、农民与国家之间、农民与市场之间应当形成怎样的关系模式和联接方式，在农村地区应当设立怎样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方式，怎样有效促进和调控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的再造过程。通过本研究，尝试回答在市场化、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使农民形成一致行动的能力，在保证自身福利的前提下，实现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对接，为中国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