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暴发以来,世界整体经济一直没能有良好的复苏表现。中国也因此深受其害,国内出现严重的失业、企业相继破产等问题。随后政府为了振兴国内经济,推出“四万亿”刺激经济的计划。为此,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了钢铁、水泥和煤碳的增长。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也逐渐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最大的或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产能的提升成了世界经济的引擎。但是伴随着中国成为拥有强大产能的国家,国内产能过剩问题也越发严重。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对产能过剩问题纷纷展开了讨论,他们普遍认为产能过剩问题具有周期性,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规律而出现的短期现象。即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企业往往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来调整其自身产能供给,因为从需求供给的角度看,供给的变化往往要滞后于需求的变化,造成企业产能利用率的自然波动,因此产能过剩也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优化社会经济结构效率、实现优胜劣汰的重要内在机制。此外,企业的生产结构和市场技术变革也是造成企业一定程度产能过剩的原因。有些固定资产对于当时的投资活动来说是很有用的,但过一段时间固定资产可能就会出现相关的技术过时的问题,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需要处理掉的过剩产能。然而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内学者认为对于中国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能用这个原因解释之外,还存在其他刻有中国特色烙印的因素。首先,我国中央政府针对于国内各行业所采取的不合适的扶持性规划,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为了提升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满足自身利益而选择盲目的跟从以及过度地利用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这些对于中国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有着直接的责任。我国中央政府从1953年到2016年共颁布了 13个“五年计划”,从以往的每个“五年计划”的内容来看,每一次“五年计划”计划都会有一批关于国内重要支柱性产业的相关政策出台。而这些相关政策不仅会指出某些重点行业的发展方向,并且还会有中央政府对某些行业的投资计划。由于中央政府的鼓励政策以及对企业来说与之相配套的宽松资金来源,从而使得“五年计划”中所提到的行业,即使目前属于新兴产业或者曾经被当地政府或者企业所忽视的行业,在短时间内会不停地涌入大量的投资资金和项目。另外在我国,中央政府将权利下放到地方政府,并以当地经济发展的水平（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当地政府的政绩以及政府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之一。为此,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会紧随中央政府颁布的每一个“五年计划”对某些行业的方向规划和投资计划,以及中央政府其他的重点战略性政策。这样就很容易使得当地政府所提出的一些投资项目很容易被中央政府所接受,并且会比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和财政资金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央政府颁布的政策是面向全国各地的,所以这就使得各地政府为了尽最大可能利用中央整体提供的便利政策实现提高政绩的目的,而纷纷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对有限的几个领域进行疯狂的投资。这种做法,很快就会导致这几个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超过百分之百。另外,我国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的背后,除了与政府对某些行业的相关规划和引导有关之外,企业自身内部的经营决策过程与结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具体责任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相比以前更加激烈。为了赢得相应的竞争优势,企业会选择保留过剩的产能。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在以后的经营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危机,另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在供应链中自身所具备的价值,即议价能力、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以及增加自己所在市场的进入壁垒等等;第二,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很完善,所以有部分民营企业会把选择与政府间建立政治联系从而利用非正式的制度为自己赢得在融资、租赁以及相关政策上所提供的优势。最后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有起到了相应的负面影响。尽管经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多年转型,但是金融这一关系社会经济命脉的行业仍然紧紧地掌控在政府手中。目前中国大多数大型银行的所有权仍然是属于政府的,一般来说融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往往可以决定一家企业的发展和命运。由于银行贷款流程对于企业的规模和抵押品的价值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而且银行往往更容易偏向于给大型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因此一个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和能够接触到金融市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规模。为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国内最为方便的融资方式的支持,所以民营企业会选择扩大企业规模和产能以便让自己获得融资的方便,而这往往会引起企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长期以来产能过剩一直是制约着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进程的问题,但是自从经济危机之后,我国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内每一次出现的经济相对不景气的现象似乎都与产能严重过剩问题相关。为此我国政府也尝试了不少方法,但是总体上呈现的效果总是越进行治理反而越严重,产能扩张的速度仍然非常快。无论是站在国家、产业的角度还是各个企业的角度,了解、分析、解决产能过剩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难题。为了给国内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相应的建议,本文主要是通过对国内制造业的民营企业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分析。为了使全文对整个问题考虑得更具有全面性,在文章后面将从制度环境和企业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产能过剩问题。正如前文对产能过剩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内容来看,各地方政府对产能过剩的产生有着较强影响作用。实际上,根据以往学者对地方政府与产能过剩之间存在的关系所描述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政府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创新、融资等活动而使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下降,进而可能造成产能过剩。因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确实对整个社会经济起到了较强的调控作用。这种调控作用不仅会影响国有企业的发展规划,还会对民营企业的经营投资起到较大的影响作用。民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参与者之一,对选择适合自身长期发展以及提升绩效的战略有很强的倾向性。事实上,这种倾向性我们可以从民营企业高层管理者纷纷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并积极参加相关的政治活动等看出,因为企业意识到与政府间建立联系,可以为企业获得融资、专利保护等等优势。但是这种政企关系给企业带来相应优势的同时也存在弊端。一方面,拥有政企关系的企业管理者会因此认为自身拥有较强的人力资本而会产生过度自信,从而会使企业做出错误的决策甚至会导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提高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而选择通过放松政策,刺激企业扩大规模和提高就业率。因此,本文认为政企关系与产能过剩问题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另外,为了更加详细地描述政企关系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联,依据学者以往所提出的观点,本文提出了政企关系与产能过剩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这一假设,并且在本文的实证部分该假设得到了验证。具体内容是:当企业与政府间存在关系的紧密程度低于某一临界水平时,政企关系不利于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而当政企关系达到较高水平时,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高度密切,使得能够获得更多更为特殊的资源。此时政府在整个社会市场交易中更多是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可以通过帮助企业建立更广的销售渠道,最终让企业实现提高产能利用率的目的。为了给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提供相关的建议,本文还围绕政企关系与产能过剩问题之间存在的关系,探究了政企关系与产能过剩问题之间存在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地方经济增长率和董事会有无的调节,并经过实证分析证明了非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政企关系水平之间存在的“U”型关系会在地方经济增速趋势较差时期,以及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更加显著。随着本文对假设进行检验完成之后,在文章的最后结合研究内容以及对应的实证结果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对解决我国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