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离不开我国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本形成率,我国资本形成率近几年一直稳定在40%以上,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发展对于投资的依赖,而资本回报率是不是稳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数值又是影响资本形成率的关键因素。联合国在1956年规定将老龄人口占比7%的国家定义成老龄化国家,根据联合国的规定,我国早在2000年便踏入了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近些年,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到2017年我国老龄人口占比已经到达11.3%,中国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使得社会中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成本上升等现实问题开始加剧,“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逝,这是否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打击?资本回报率作为影响资本形成率和中国经济的重要宏观变量,反映资本获利能力的同时也引导了资本流向,我国资本回报率在近几年的持续下行,使学者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担忧,对资本回报率的研究势在必行。当“人口红利”开始消逝,人口老龄化已经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那么是否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影响,本文意图理清楚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当下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明白其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变得尤为重要。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非常丰富,现有文献大多从资本配置,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对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回报率的理论与测算方法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要素代替理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推导和对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理论上对老龄化影响资本回报率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三条假设,假设一为人口老龄化会促进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假设二为人口老龄化分别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公共医疗投资两个途径来影响资本回报率,假设三为人口老龄化对不同方位或不同老龄化程度的地区的资本回报率有不同的影响,即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影响;其次,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与特点,以及资本回报率的测算结果进行了现状分析;再次,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人口老龄化影响资本回报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用控制年份效应的GMM回归、工具变量法、替换变量法对实证进行了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实证结果接受了本文的三条假设并得到了以下结论:(1)人口老龄化对当前资本回报率起到正向的影响,“倒逼”了资本回报率的提升。(2)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倒逼”资本回报率提升,通过公共医疗投入对资本回报率进行抑制,前者的中介效应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更胜一筹(3)通过异质性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的地区老龄化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越大,中西部相对于东部来说收到老龄化程度的影响更大。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西部边际生产率较高使得老龄化的影响更加剧烈。最后本文就如何规避人口老龄化的不良影响,发挥其的积极一面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