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幕交易罪的司法实践中,证监会出具的“认定函”常常会作为证据出现,并对案件中的专业问题进行认定,然而对其法律性质却尚存争议。本文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式,对收集到的45份判决书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认定函”具有出现频率较高、涉及案件的内容较为关键、形式不统一以及出具主体不一致等特点。从证据能力上看,法院均能认可“认定函”的证据能力,但对其法庭表现形式与取证主体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这涉及在具有“二次违法性”的犯罪中证据能力如何转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证据法则与体系进行重新的构建。从证明力上看,法院基本认为“认定函”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但实践中存在未经独立审查直接采信证监会认定意见的情况,这涉及行政权向司法权扩张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制定行政性证据审查制度或扩大暂缓起诉、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等制度建设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