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文明和演化，最突出的创新之一莫过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在激励人们创造社会财富、使物质文明日新月异的同时，也使其制度的缺陷效应不断被放大，刺激某些经济主体不是通过生产性努力创造财富，而是通过分配性的努力攫取财富。上市公司高层欺诈(简称:高层欺诈，或高管欺诈)就是其中的一种最严重的社会丑恶现象。　　高层欺诈作为一群法人实体代理人的集体行动，它不仅要随着市场经济和公司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而日益演化，而且高层欺诈是一种低效率的掠夺性行为。这种掠夺为所产生的羊群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将使得理性的投资者减少投资甚至不再从事投资活动，从而导致创造社会财富的市场经济和公司组织这架经济马车失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和经济效益也就无从谈起。　　本文从经济效率、公平原则、管制的经济理论和公共利益论等多个视角来研究高层欺诈的问题。首先，随着市场经济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诱致性”创新驱动快速致富效应和为了俘获商誉效应的放大，各种人为垄断的利益集团竞相掠夺投资者和消费者福利的高层欺诈，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市场失灵既是政府干预和另立新法管制企业的主要原因，又是反公司欺诈的理论基础。其次，根据宪法、公司法、证券法等的真谛，以及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本文导论中首先提出了反公司欺诈的四大理论原则:(1)保护私有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原则;(2)维护市场公平与正义原则;(3)遵守诚信责任原则;(4)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和效率原则。而且历史将证实，反高层欺诈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除了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私有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自我负责的原则外，一方面，积极地落实国际证监会组织制定的三大目标与原则:即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的公正、效率和透明度以及减少系统风险;另一方面，消极地传递了通过内幕交易“归责理论”和“市场欺诈理论”，提高反欺诈、证券欺诈制裁等反公司欺诈的威胁性和致命性，以期有效遏制高层欺诈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首先，本文对英美两国反公司欺诈的斗争史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并审视了英美两国政府反公司欺诈和后来放松管制的理论。结果发现，一方面，高层欺诈是在“诱致性”利益驱动和为了好声誉，往往通过发展政企特殊关系、院外游说和通过大众媒体制造舆论压力，试图通过政治“寻租”中松绑相关行业管制政策或出台有利的新政策;另一方面，政府为了俘获经济利益，往往有选择性地用了经济学家、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论和社会舆论压力制定强制性政策，并为其所采取的政策失误和管制失灵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措施进行掩护，然而，这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这是本文第二章所要揭示的主要问题。　　其次，就高层欺诈的多种表现形态来看，它与该国的政治生态、经济政策和管制的变迁以及历史和文化传统价值观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盛行的今天，高层欺诈更多地表现为证券欺诈。而证券欺诈又主要表现在多个方面，诸如虚假陈述、操纵股价、利益输送、欺诈客户、财务欺诈、投机操作、内幕交易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后面三项。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随着创新科技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由智能化地从“制度缺陷下”的高层欺诈提升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金融财务欺诈”，其中以通过创新金融财务的模糊效应手法和激进的会计方法的财务欺诈最普遍，它对公司生存、发展和破产的影响最大，危害性最强烈。这是本文第三章所要揭示的内涵。　　第三，从本文第四章所揭示公司欺诈的形成机理和因素不胜枚举这一事实来看，除了信息不对称和政府监管缺陷外，作为经济警察的外部审计公司在不当竞争“诱致性”利益的驱使下，放弃了专业自律的规范和独立性，甚至与管理层结成非合作博弈的利益团伙，以及其它外在环境因素，诸如不完备的委托-代理的雇佣契约和补偿激励机制等，都是驱动其形成的因素。此外，审计公司混业经营的利益冲突、法律诉讼的不确定性、惩罚违规成本与诈骗收益的严重不对称性、公司支付“以罚代刑”等的不当措施，均是纵容非理性的公司高层不负连带责任的诱因。从而出现了商界积极应用投票理论俘虏立法者的策略，或向政界高层渗透，乃至政治献金、院外游说等俘获管制机构松绑相关“规制”，进而制定向某些利益集团倾斜的商业政策。从20世纪60年代进入“后工业社会”所兴起的功利主义和实利主义教育体系所塑造的社会价值观，到当今的不完备法律体制的合法性危机等，都是其重要的体现。　　第四，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管缺陷和购买D&O责任保险等因素，致使公司高层为了哄抬股价、快速致富，以及为了好声誉以俘获商誉利益，或利用隐藏知识、隐藏信息等从事隐藏债务来虚增净值的财务策略等也是关键因素。本文认为，不论政府选择怎么样的管制机制，那些非理性高层都会想方设法破坏或扭曲相关管制机制的实施，或通过打擦边球等手段来攫取私人利益。从制度经济学和管制理论来看，适当的监管安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扭转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边界。这是本文第四章所要重点解答的问题。　　此外，在第四章，还要讨论高层欺诈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经济效率产生的各种影响。高层欺诈除了违背信托责任和不公平外，那些规模巨大、在产业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大公司财务欺诈，一旦被揭露，导致公司破产，如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等引致美国公司的诚信危机，首先，公司的信用和好声誉毁于一旦;其次，可能导致理性投资者减少投资或资金外逃的回荡效应，以及金融机构紧缩贷款政策、放缓融资或提前要求收回贷款等，这些都将立刻影响到依靠融资发展的公司的现金流，甚至将导致某些高杠杆融资的公司破产。而公司的破产倒塌，可能又会引起新一轮股票市场的股价暴跌的链锁反应，将导致投资者、债权人和股票市场的市值损失数以千亿美元计，还有无辜的雇员都要蒙受不公平的失业，大量财富被转移和蒸发，大量经济资源被浪费，最终搅乱了有效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侵蚀了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信心，弱化了投资者对同行业公司的信任，使诚实公司的信誉受到质疑，导致筹资困难，从而使有效资本市场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因此，在本文第五章，将针对高层欺诈的不良社会效应，提出了建立和安排防范高管欺诈的“共生治理”机制，它能有效地协助矫正政府管制的不足与缺陷。该机制是在现场实时安排最后监督人的“内部人审计”对有关高管人员的重要欺诈信息，同时，又要把确实欺诈证据呈报给有关当局。鉴于英美等国激励举报机制失灵的经验与教训，为了使这防范措施规范化和制度化，以发挥其功能，本文建议必须对举报人提供安全、透明化和对称性的“激励相容约束”安排，以及开发“猎公司欺诈信息”专业服务配套的措施。　　防范高层欺诈的共生治理制度安排，是一种回归状态依附所有者与利益相关者的软约束力量，它符合生物学上的共生互惠概念和经济学上密切关系的共生安排理念。共生治理理念表明，在“激励相容约束”对称安排的机制下，既能防范高层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制度欺诈，又能防范监视者滥用权力投机谋利的硬约束，确保企业高层能够落实信托责任，在稳定经营中求生存，在殷实发展中求进步。如果把这种共生治理机制扩展到政府机构，其正面的示范效应可以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也为通向和谐社会加砖添瓦。　　通过防范高管欺诈的“共生治理”机制，能够扭转信息不对称成为对称，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完全，但结合既有而必要的政府监管、董事会内部监管、外部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等，能够起到维护一个有诚信的市场经济社会，从而达到如刘志彪教授所说的:“在制度安排恰当的地方和时候，即使是‘坏人’也可能会收敛，抑制坏的本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做好事”。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既定制度可能出现缺陷或僵化现象，诱发某些高层产生机会主义倾向而从事公司欺诈，那么，惩罚就是压在骆驼背脊上那最后的一根稻草了。因此，本文第六章提出对惩治公司欺诈的惩罚理论和法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再思考和再拓展，把美国法院所确认四个内幕交易“归责理论”作为反公司欺诈的理论根据:即古典特殊关系理论、泄露信息理论、盗用理论和市场欺诈理论。这些论据，既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制裁内幕交易最有力的法理依据，又是救济公司欺诈受害人(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法理根据，更是保护投资者在遭受交易对方披露不对称信息，或受到虚假陈述，或根据对称性信息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负面变化”伤害时的救济法理根据。　　当然，防范上市公司高层欺诈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永恒话题，一方面，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因此，探索防范公司欺诈形成的机理、制衡机制和政策导向，将是本人今后继续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