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在国家政策和资产配置多元化的引导下，我国的保险需求呈现上升趋势，2019年我国保险保费总收入为42645亿元，比2018年增长12.2%。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商业保险发展仍有较大差距。作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保险需求过低不利于我国家庭增强规避风险能力和财富管理能力，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
　　我国商业保险业发展水平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居民对商业保险的参与非常有限。传统研究将商业保险购买行为视为理性选择行为，讨论个体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财富水平、养老观念和风险态度等影响因素。事实上，个体的经济行为不仅涉及投资者个人效用等传统经济变量，还与其心理、人格以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等非经济因素相关。
　　因此已有研究将社会因素纳入考察，如关系、社会资本、社会互动和信任等。然而目前学者对信任的划分是延用了基于西方社会学中信任的内涵，缺乏对中国独特的文化特征下的研究。中国是情景主义社会，对中国投资者的研究，不能遵循西方文化的理性选择假设，而应遵循中国文化的感性选择假设。因此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文化特征，用中国文化特征下四种不同层次的关系重新划分信任，以此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方框架来研究商业保险购买行为。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成人问卷库和家庭经济问卷库的调查数据，使用Probit模型研究不同关系层次的信任对商业保险购买与否的影响，使用Tobit模型研究不同关系层次的信任对商业保险购买额度和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的影响。通过这两方面的比较分析，来验证商业保险购买行为的广度和深度。此外，考虑到构造的解释变量可能存在遗漏，本文加入社会互动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并使用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实证结果发现：（1）基于血缘关系的关系以内的信任和社会教化的信任显著正向影响我国商业保险购买决策和购买额度，这两个熟人关系圈内的个体面临相似的风险，信任通过情景示范和规定作用促使其不做逻辑思考地进行商业保险这一保障性支出，也反映出中国人金融行为存在从众心理。（2）社会教化的信任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建立的熟人关系网络，与血缘关系的先天注定不同，具有高选择性，个体通过主动与外界群体进行关系建立，寻求和获得更多信息资源，降低了购买时的信息成本，因此越愿意参与购买商业保险。（3）以对政府的信任度量的关系以外的特殊信任不影响商业保险购买与否，但可以增加已经持有的商业保险类型的购买额度。这反映出政府关于商业保险的理性专业政策的执行缺乏感性化的过程，进而无法转化为家庭对不同类型的商业保险的购买行为。（4）以对陌生人的信任度量的关系以外的普遍信任促进了商业保险“是与否”“多与少”的购买行为，表明人们愿意相信市场机制和交易对手。（5）四种不同关系层次的信任都无法改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购买的比例，体现出在中国文化特征下，商业保险对中国家庭来说并不是日常支出，只有当家庭收入覆盖基本生活需求，才会考虑增加保险购买比例，这与西方将商业保险视为家庭日常支出截然不同。
　　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本文给政府和保险公司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提高人们对商业保险保障性的认知，促进政府专业政策进行感性化执行，加快我国商业保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