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公众参与的兴起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生活领域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事实,成为公共生活“民主化”的一个符号。在制度层面上,公众参与被赋予促进立法和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功能期待,被视作健全民主制度、落实民主承诺的制度创新。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这些要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制度,长期坚持下去。”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执政党的宣示,不仅可以解读为对中国日益崛起的公民社会的肯认,更为中国公众参与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2005年的圆明园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事件、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则反映了公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需求。这种自上而下的合法性需求与自下而上的维权需求,交汇于公众参与的平台上有意无意地推动了公众参与制度的发端、成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政治民主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但是,民主本身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真正能促进民主进步与国家繁荣的民主不是简单和粗糙的形式上的民主。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同时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基于社会主义民主传统和转型国家民主经验,中国的民主体系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基层民主等多种形式,但是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之前“左”的影响以及改革过程中“经济优先”的目的,各种民主体系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展开,民主稳定社会的功能、训练民众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从1980年2月5日,广西宜州屏南乡合寨村85户村民以无记名方式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村民委员会到2007年厦门PX事件中厦门人通过散步的形式表达自己意愿,这些都是具有建设性的公众参与模式,推动了民主制度的进程,同时也有一些破坏性的公众参与形式,如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这些事件的背后都反映了具体的公众利益需求增进和国家制度化能力的不足。改革三十年以来,建设性的公众参与大多获得了立法或政策转化,但破坏性的公众参与仍然威胁着社会秩序与持续发展。所以,公众参与是需要制度作为支撑的,而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作为一种公众参与的制度形式,从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第一次确立到现在已经有了十余年的历史,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也在法律、法规、规章等层面得到了不断发展和深化,这一方面说明了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在实践中能够起到积极的效果,另一方面则说明了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本身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本文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出发,在分析公众参与制度体系的前提下,从应然与实然的角度分析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本身,最后提出完善的建议。在这样的构思之下,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首先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然后界定基础性概念;接下来对与本文有关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最后提出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分析公众参与的有关理论,包括公众参与的潮流与趋势、理论基础、制度体系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二章主要分析有关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理论方面包括行政听证制度的渊源、原则、价值等;实践方面主要分析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现实困境,反映听证实践中的公众参与在真实性、效力方面的不足。第三章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公众参与视角下如何构建有效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重构行政决策听证的组织者以保证公众参与的公正性;增加行政决策听证会之前的听证准备程序,通过行政决策机关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来保证公众参与的能力和强度;赋予传统行政决策听证过程中专家协助新的内涵,即专家不仅仅为行政机关一方所有,更重要的是要为公众一方所有,让实际上处于弱者的社会公众真正有能力去与行政机关对话而不是搞“一言堂”的行政决策听证会;强化行政决策听证的效力,公众之所以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参与能够对行政机关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实现分享行政决策权的目的,听证制度这种公众参与形式,通过听证的准备程序、听证会阶段之后就表现为包括听证笔录和听证建议报告在内的听证文件,公众参与的效力问题实质上就是听证文件对于行政决策的影响力问题,通过“案卷排他”及“说明理由”制度的完善来强化行政决策听证的效力,具有可行性。最后为本文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