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物质文明呈现空前繁荣,人们也因而认为科学技术是实现合理化社会的唯一有效途径。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人们把合理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不断扩张和渗透,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恶果。技术扩张所导致的问题也已经涉及到文化、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人们认识到仅仅依靠技术进步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社会体系的框架中进行综合的、多维度的考察。哈贝马斯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本文试图以合理化理论产生的背景以及哈贝马斯对传统合理化理论的批判和继承为线索,研究其独具特色的合理化理论。哈贝马斯理解的合理化是交往行动的合理化,只有在交往行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合理化理论的重建。在新的合理化中,交往是按照话语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在确立了交往合理化的基本框架后,哈贝马斯坚持认为,科学技术具有走向民主对话的合理化潜在和现实的可能性。对此,哈贝马斯采取的策略是立足于他的话语民主理论,把科技进步放在民主政治意志的坐标系中加以探讨。他试图把科学技术纳入到交往合理化的框架之中,把技术知识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意识统一起来。其目的是要表明,既要依靠科学技术,又不能被它所控制和奴役。应该说,哈贝马斯的思考是很有价值,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的合理化理论中也存在一些无视科学和技术的自身特点的思想,并且他的解决方案也是非常理想化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