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发展不平衡、环境恶化、医患纠纷等诸多矛盾的激化,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如何及时化解风险,是摆在政府、公众、媒体面前急需探索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风险沟通,日益成为风险应对的一种新方式和理念。而地方党报作为政府风险沟通的主要渠道和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也是风险沟通的重要主体。　　本文以《南方日报》作为观察样本,基于“风险=危害+愤怒”这一风险沟通的核心命题,对“低危害&高愤怒”、“高危害&高愤怒”、“高危害&低愤怒”三大类风险进行案例分析,从报道数量、消息源、风险议题等方面研究《南方日报》风险沟通的现状与不足,并提出地方党报应如何基于不同风险类型采取差异化的沟通策略,以期为媒体与社会管理者提供一些风险沟通与治理上的新思路。　　研究发现,《南方日报》在风险沟通中存在倾向性明显、官方话语占主导、形象建构两极化、缺乏民意视角等不足。对此,本文认为地方党报应采取差异化的风险沟通策略。针对“低危害&高愤怒”风险,地方党报应结合风险认知理论进行愤怒管理。在“高危害&高愤怒”风险中,地方党报应采取危机传播的沟通策略,推动风险决策引入公众参与。而对于“高危害&低愤怒”风险,地方党报应在风险预警中寻求恐惧与平静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