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开始,中国企业掀起了总部迁移的浪潮。经过多年发展,随着企业总部职能的独立化,总部区位的再选择成为企业区位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为此,众多企业总部携其核心研发部门、营销部门进行跨区域迁移,以实现企业再次成长。总部迁移也引发区域政府的广泛关注,为避免本地企业总部外迁,也为了吸引外地企业总部迁入,区域政府纷纷推出“腾笼换鸟”政策,通过打造“总部经济”实现绿色发展。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的分析,本文发现总部迁移体现出多指向与远近距离迁移并存的复杂现象。在学术界,对于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已有研究主要从迁移指向与迁移距离两个方面展开。在迁移指向方面,学者们研究较为广泛,主要是基于理性选择视角,提出外部集聚观,即企业总部倾向于迁往区位优势更高的区位,有力地解释了逆向迁移的现象。在迁移距离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是基于行为选择视角,提出临近迁移观,即企业总部倾向于迁往距离迁出地更近一些的备选区位。但是,现实中的迁移案例却存在着向次优甚至较差区位迁移,以及远距离迁移的现象,而这些案例是外部集聚观与临近迁移观无法解释的。为此,本文借鉴基于网络模型的企业国际化过程理论,以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样本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探讨总部迁移的目标区位选择机理。首先,本文验证了外部集聚观与临近迁移观在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案例中的适用性；其次,从行为决策视角借鉴网络模型探究区位网络嵌入性的主效应与中介效应,以提出迁移指向与迁移距离影响上市公司总部区位选择的深层次作用机理,并最后以上市公司迁移案例进行跨案例分析,以进一步支持大样本统计检验的结果。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以收益更大和风险更小作为两个基本的初始选择标准,并相应地以区位优势跨度更大和距离迁出地更近作为实现这两个标准的具体指标。而在实际迁移过程中,企业会以区位网络嵌入性作为核心路径,以提高企业在目标区位的区位优势可得性,从而真正实现收益更大与风险更小。因此,企业的区位网络嵌入性作为中介变量影响了区位优势跨度和迁移距离与目标区位选择的关系,导致了多指向迁移与远近距离迁移并存现象的出现。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同类型企业来说,不同类型的区位网络嵌入性作用不同。基于控股股东的区位网络嵌入性在并购组企业的目标区位选择中发挥核心作用；而对非并购组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基于主营业务的区位网络嵌入性。本研究发现了“以理性选择为驱动,以行为决策为核心”的总部迁移区位选择视角,推动了两大视角的初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