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追溯了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百年发展历程,以归化与异化为原则,在梳理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的策略流变过程中,拟以归化和异化的发展历程为经,以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译者与译作为纬,对有关归化异化研究的大量的史实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归纳、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从归化异化发展的渊源角度出发,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者的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等问题,不仅再次界定澄清了传统翻译研究上的一些误区,同时也对归化异化研究的理论、内容和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通过对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的策略流变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所谓“归化”与“异化”,实际上是以译者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在这种文化立场之下,我们就不难看出译者所要选择的翻译策略了。与以往的研究相比,笔者试图以对归化异化为切入点,借助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文学翻译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基本问题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分析比较,对文学翻译问题进而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作出合理的、科学的描述和阐释,在超越翻译研究“归化、异化”的“二元对立”情结的基础上,进而揭示中国近百年来文学翻译中所折射出来的文化语境以及在翻译活动中背后所隐含的文化霸权,借助于翻译研究的文化倾向但又注重翻译本体研究的回归。论文由七部分组成:“引言”部分全面评介了归化、异化之争的源起及涵义,在对归化和异化的发展历程追溯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归化与异化之争的实质与意义以及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提出了以多元系统论为理论工具,从文化批评的角度,以归化异化为切入点,可以揭示出在翻译活动中背后所隐含的文化霸权倾向。第一章对清末民初时期,为了拯救民族、本着“洋为中用”的思想,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人物掀起了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高潮进行研究,指出这一时期的翻译方式总的来看就是不囿于原著,在语言和形式上主要是归化的策略,从而造成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嬗变。在向五四时期的异化进程发展中,翻译文学所启发的中国文学现代性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二章通过对“五四”时期当中国文化处于国际文化的边缘地位时,翻译者多采用异化式翻译策略的描述,在发掘西方文化独特的时代与精神内涵的同时,在跨文化语境中用异化的语言书写建构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性,以达到改造文学、改造社会的目的。第三章试图以《牛虻》在异域语境下的经典之路为例,揭示了我国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在建国初期以政治选择为主的标准,本着“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的宗旨,对翻译作品选择归化的策略。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必然要为两种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诸多社会历史因素和政治经济大环境层层包裹。这一时期也是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较大的时期。第四章通过对张谷若“地道的译文”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异化、归化均衡的原则,并探讨了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复杂因素,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问题,更是会涉及到文化帝国、语言霸权的的内容。归化异化之争不仅仅体现翻译策略或方法的选择问题,更昭示译者和理论研究者持有的文化态度和译者所代表的特定文化所持的文化观念。第五章将文学翻译与比较文学联系起来研究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因为文学作品中所运用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与译文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文学比较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当代学术研究的跨学科倾向也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结语”部分提出了论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提出了归化异化二元对立的哲学、语言学基础。这样就可以突破二元对立的窠臼,站在语用学的角度开看到这个问题,就会能从更深层的意义来探讨翻译研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归化异化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并结合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流变的大致脉络,从而得出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论: 1.归化异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二元对立的,可以从二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在时间上来看,二是从语言和思想等内容上来看,比如林纾等人的翻译可以理解为语言上的归化,思想上的异化。不仅要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还可以从共时的角度来看读者群与译品之间的关系。2,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归化与异化目前还没有。3,从国内外翻译策略的选择来看,呈一定的历史趋势:归化一直是占主流,异化只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占据主要位置,这肯定有某些历史因素在影响着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选择。4,所谓“归化”与“异化”,实际上是以译者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在这种文化立场之下,我们就不难看出译者所要选择的翻译策略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所注重的是社会批判与实践,关注的是在翻译实践中进行文化抵抗和斗争。5,不仅从文化层面,而且还从哲学语言学层面上来探讨归化异化,特别是引入语用学的理论,这样就比较全面系统地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回归文学翻译的本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