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是《礼记》中非常重要的篇章，主要记述天子一年所颁布的政令，并记录当时的自然物候现象，与阴阳五行、农业生产、政治活动等内容密切相关，深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初唐时期，《礼记》被官方列入《五经》，位居“三礼”之首。唐太宗熟通《礼记》，并将《月令》等诸篇的思想价值贯彻到治国策略中，客观上提高了《月令》的地位。文学创作反映政治生活。应制诗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主体，连同郊庙歌辞都与政治息息相关，援引《月令》物象入诗，以达到歌功颂德的目的。　　盛唐时期，文人仕进之心炽热。唐玄宗强调《月令》应在《礼记》诸篇之上，促进科举考试和文人对《月令》的考察与接受。干谒活动与闲适隐居都是仕进过程中的两种状态，前者引经据典、讲究艺术，后者亲近自然、歌咏生活，都能在《月令》的政治层面和生产生活层面找到契合。　　中唐时期，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地方割据和宦官专政愈演愈烈，文人对《月令》的接受融入到强烈的忧患意识里。他们对时政、对关乎国运的问题格外关心，常常取材《月令》，借其中异变的景象暗喻国家纲纪紊乱，借其中特殊的物象针砭时弊，讽劝当局，力求实现国家的复兴。　　晚唐时期，国家动荡不安、危机重重，文士对比今昔，反思历史，从中寻求治乱之道和个人慰藉。同时借物寓怀，借萧条纤弱物象表现个体生命和朝代衰落的无限悲慨。《月令》中的衰变景象常侵染上时代和诗人自身的悲剧色彩。　　此外，《月令》记载了众多的物候变化和与之相应的人事活动，生动有趣，启发着诗人四时审美与诗意遣兴。四时不同，情感各异，“颂春悲秋”也就成为《月令》诗中的两大情感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