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收集、整合、分析与处理个人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个人信息保护的难度越来越大。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规划,这一规划中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个人信息安全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会使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和道德伦理遭受威胁。虽然《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采用的可识别理论在厘清个人信息保护范围方面较之前具有一定优势,有利于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成效,但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个人信息具有多重价值,人工智能收集、整合、分析与处理个人信息的隐蔽性、快捷性和多元性以及人工智能与伦理价值之间的冲突等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们个人信息亟待保护。人工智能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路径存在着信息主体维权难度高、难以实现合理的诉讼激励和难以有效解决社会公共性问题等缺陷,而行政法保护路径恰好能够解决上述问题。人权保障理论、信息自决权理论、权利的行政救济理论以及数据资源国有理论,为人工智能背景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另外,“科学立法”、利益平衡原则以及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为人工智能背景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提供了应然路径。纵观我国人工智能背景下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现状,主要存在三点问题:第一,《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部分规定不明晰;第二,行政监管制度不完善;第三,行政救济渠道不畅通。域外国家的现状启发我们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形成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统一监管并畅通救济渠道以期实现对人工智能背景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立足我国现状并参考域外国家经验,在行政立法层面,要回应热点问题,优化相关法律;出台配套法规,健全保护体系。在行政监管层面,要设置专门的行政监管机构;设置统一的行政监管标准;建立科学的行政监管方式;形成明确的行政处罚标准;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在行政救济方面,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三个层面探讨如何实现人工智能背景下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首先,加强行政复议机关工作人员的培养;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其次,要赋予专业组织代为寻求救济的权利;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最后,扩大行政赔偿的受案范围与赔偿范围。立法、监管与救济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着力促进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事业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