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以来,社会黑暗,政局动荡,儒家经学也逐渐走向了衰落的道路;此时,一股糅合儒道的玄学思潮应运而生;再加上从西域传入的佛教,经过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化思潮。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玄学、佛教的共同冲击下,儒学独尊的格局逐渐解体。儒学、玄学、佛学在发展过程中,互相斗争、互相吸收,形成了儒玄、佛玄、儒佛既斗争又交融的发展局面,最终确立了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文化格局。这一文化格局的确立,对当时的训诂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拓展了训诂的研究领域,使训诂在研究范围、体式等方面都有所创新;而训诂在研读、诠释儒、释、道经典的训诂实践中,又反过来促进了三教思想的传播,影响了三教的并立与深入发展。于是,训诂与三教并立的格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了互促双赢的发展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文化格局的确立,为这一时期训诂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使传统的训诂之学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首先,儒学受玄学的影响逐渐玄化,并形成了儒玄并立的局面,这不仅深化了儒家的思想内涵,而且也激励了学者们用训诂的方法深入地阐释儒家经典,涌现出一批儒经的新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王肃遍注群经,打破郑玄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并引起了经学史上的“郑王之争”:另外还有何晏著《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以及杜预、范宁注《春秋》等,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三教并立的学术环境进一步扩大了训诂范围,使得子部、史部、集部典籍都有新著涌现。魏晋时期,受玄学思潮影响,子部典籍的注释繁荣起来,以何晏、王弼注《老子》,向秀、郭象注《庄子》影响最大。另外,史部古籍也引起了训诂学者的注意,出现了大批新著,如韦昭的《国语注》、裴骃的《史记集解》以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训诂著作。这些新著的涌现,不但推动了史学研究,而且全面地扩大了训诂的范围。再次,佛教的传播促进了训诂体式的创新。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注释工作也蓬勃发展起来。对佛经翻译方法和理论的探索与研究,不仅促进了四声、反切等汉语音韵学理论的产生,而且催生了“音义”、“义疏”等新的训诂体例。尤其是“义疏”体注释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训诂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训诂,不断地研究、注释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深刻地影响了三教的传播与发展,为三教的并立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儒学的角度讲,对儒经的进一步注释巩固了儒学的一席之地:一方面,以郭璞《尔雅注》、顾野王《玉篇》为代表的专书类训诂著作的研究与开发,为人们解读儒家经典提供了丰富的工具书,便于人们理解儒家的思想理念,进一步巩固了儒学的地位;另一方面,何晏《论语集解》、王弼《周易注》、皇侃《论语义疏》等传注体训诂著作的涌现,完善了儒学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传播。从玄学的角度讲,注释《老》《庄》促进了玄学的生成与传播。玄学生成于清谈名士,对《老》《庄》《易》三部古籍注释与研究的过程中,并通过对《老》《庄》的深入挖掘,使玄学从“贵无”发展到“崇有”,直至走向顶峰。从佛教的角度讲,佛经的译注促进了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魏晋时期尚处于佛教的初传阶段,以支谦、康僧会为首的佛教学者,掀起了佛教译经的高潮,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南北朝时期,在道安、鸠摩罗什等译经名僧的推动下,佛经翻译、注释工作繁荣起来,佛教的理论体系也逐步完善,最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