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过渡,被禁锢的生产要素开始转移。受益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的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剩余劳动力开始了流出农村的历史征程。其转移方式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体制内主要以高等教育、城市建设征地及参军转业为主,而体制外则以农民自发地外出务工为代表。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成为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弥合受益群体的同时,也承受着城乡二元结构演进滞后、不彻底之痛,所以就出现了虽在城市生活就业,但依然保持农民身份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农民”是其身份,“工”则指其职业。这种职业与身份的脱离本身就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体现,而农民工的这种状况势必会对其生活消费造成影响。截止2014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4.6%,但按户籍人口计算,真实城镇化率仅为37.1%,两者的统计差异主要在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农民工因其人数的庞大规模及快速增长的收入水平被众多学者誉为消费市场的“第三极”,再加上我国政府急于扩大内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要求,国内学者有关农民工的研究视角经历了由“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的转移。当下,农民工消费已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命题。作为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群体,农民工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并未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这对其而言是不公平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必然会面临个人与家庭消费的城乡空间分割状况。由于进城务工的暂时性及预期收入的不稳定,农民工出于自身与家人消费的均衡考虑,最终形成了“进城挣钱,回乡消费”的消费模式,进而引发了有关城乡收入分割、城乡消费分布以及消费行为、规模、结构的城乡差异等诸多问题,笔者将之统称为农民工消费的城乡二元性现象。与国内学者单一地研究农民工消费水平、结构、行为及影响因素不同,本文遵循“理论溯源—现状描述—机理探析—实证分析—趋势预判—社会效应—对策建议”的基本思路,在翔实梳理有关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具体特征,以绝对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为建模依据,聚焦于收入性质、城市融入、身份认同、社会保障及消费信贷等视角,试图探寻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形成机理,进而对二元性消费的发展趋势和社会效应展开分析,最终提出弥合农民工消费二元性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的创新性成果如下：(1)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具体特征。首先,农民工多以汇款解决其城乡收入分割问题,多数农民工汇款占收入的比例低于30%。其次,农民工进城之后,其个人消费普遍增长,但就未来城乡消费分布而言,仅有25%的农民工愿意将其收入增值的一半用于城市消费。最后,伴随着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候鸟”式的迁徙,其两栖消费特征尤为突出。(2)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形成机理。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建模基础,同时以1071份有效调研问卷为数据来源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资性收入比例的增长、市民身份认同意识的增强、城市融入程度的加深以及消费信贷政策的完善都有利于城乡二元消费的弥合,而预期收入增长的不稳定以及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排斥则效果相反。以实证结论为基础,围绕着体制根源、核心要素、迁徙模式、个体特征及产品供给五个视角凝练农民工二元消费的形成机理。(3)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趋势预判。202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有望达到峰值3亿人,而农民工未来流向区域更多地集中于重庆、陕西、河南、湖北及四川等西部省市。据本文测算,2013年农民工的收入和消费的GDP占比分为11.3%和5.51%,农民工群体无疑还具有相当的消费潜力。就当下而言,由于政府并不具备快速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再加之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生活预期并非返回农村,因此,农民工未来消费会更侧重于城市地区,但城乡二元消费短期难以彻底消除。(4)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社会效应。农民工在对城镇低端消费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汇款也已成为农村地区的重要收入来源,而农民工作为城乡居民消费示范效应的中介载体,对改变传统消费观念和提升消费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农民工在城市长期的“边缘”地位,使其消费陷入到一种两难困境,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炫耀性与符号消费行为的盛行,势必会挤压其教育型消费开支,削弱市民化能力,从而延缓城镇化进程。(5)弥合农民工消费城乡二元性的对策建议。农民工城乡二元消费的解决出路跟其最终流向有关。对于农民工而言,要么融入城市,要么返回农村家乡。只有农民工不陷入到城乡双重“边缘”境地,他才有可能摆脱这种消费困境。在农民工未来生活的筹划当中,政府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政府要切实重视农民工的消费困境,愿意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服务,包括一系列消费政策支撑,创造农民工融入城市或返回农村的良好氛围,督促企业改变生产产品的市民偏好,培养农民工未来的消费热点。只有如此,随着时间的积累,农民工才有可能改变城乡二元消费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