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意识,是创作主体指向读者(包括后世)的一种自觉而理性的心理期待状态——当作者心中有了他的意指对象,他便具备了传播意识。由于受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一些潜在观念(如重道、立言不朽等)与传播现象的影响,文人在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进行判断、选择的时候,便会表现出不同的意识倾向。同时,他的这些意识又会影响到以后的创作与传播行为。本文对唐五代文人的传播意识进行了考察,除去绪论与结语,论文的主体内容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文人传播意识的内涵及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第二章)。文中认为,文人传播意识的发生本原,在于文人冀求文章名世的愿望与渴望声名传世之际对于湮没的隐忧。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文章名世受文人名声与品行的约束,并与立德、立功、立言以不朽的传统观念密切相关。文章名世的愿望可分为传之后世与传写四方的主观追求,其中传写四方、名盛一时的当时传播与传之后世的历史传播二者之间不可全部割裂开来。湮没的隐忧,作为一种心理因素的考虑,也决定着文人在文学方面可能具有的“不得以而为之”的声名传播意识,这一点在贬谪文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文中重点以柳宗元为例作了解析。第二部分主要对文人传播意识的存在表征及衍变形态进行了考察(第三章)。本文将文人的传播意识主要分为明道、存史、弘文、诉情四大类。明道之考察,重点从儒佛之争、文质之变、馀暇为文及裨补教化这几个方面着手；存史之考察,则主要从润色鸿业、实录贻鉴、入史意识及当时文人对待文史关系的认识这几个方面入手；弘文之考察,首先对崇文局面的形成(以初盛唐时期为重点)以及复古新变氛围下的文人传播意识、当时锐意于文与热衷编集的风气等作了探讨,其次对崇文局面中的文人意气之争进行了例析,最后对唐五代文人言论中纯粹以文章不朽的观点作了分析；诉情之考察,则就闲适馀暇的娱情、悲愁忧思之际的感伤、隐逸时的遁世之心等方面进行了思考。第三部分主要对文人传播意识影响下的传播行为与著述活动进行了辨析(第四章)。据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观点,意识作为意向性的体验,具有针对于对象的指向性;意向性涉及意义行为、意义内容和被意指对象。本章以此为理论依据,对涉及文人传播意识的意义行为,即有关的著述如类书编纂中诗文的加入,题壁、送别、行卷、诗文征求及文字饮等社会行为中的文学传播内涵,进行了考索；并对文人传播意识的主要意义内容、意指对象,即他们的审美性创作与实用性创作,以及文本的指向(读者)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唐五代文学极盛与文人的文学传播意识日益增强的背景之下,当时文人的著述与社会行为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诗、赋等审美性创作形式渐趋精丽工整,诗、赋题下小序与苦吟等的出现,也意味着文人对于审美创作在传播方面的重视；书信、壁记、碑铭、判词等实用性创作形式,也都出现文学化的倾向。另外,在文本指向的对象即读者发生变化时,诗、文的风格也会略微有所改变。这些变化,均体现出文人日益自觉的文学传播意识的影响。第四部分主要对文人传播意识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动因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考虑到一种意识的产生,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因素,本章分纵向(历史的)考察与横向(社会的)考察两节。纵向方面,重点从儒家传统与文学的发展这两方面来分析。认为儒家传统的积淀,是文人传播意识中存在明道、存史、弘文等因素的主要原因；文学的发展,为文人传播意识中文学因素的增强提供了便利条件。横向方面,重点结合隋唐逐渐兴起的科举取士制度、雕版印刷对传抄的影响,以及佛教的有关启发等进行了考察。认为科举取士为文人提供了立功、成名的极佳捷径,是文人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雕版之出现对图籍、诗文的流传提供了不同于传写的快捷形式,也是文人传播意识自觉化的重要因素;佛教中的译经、讲筵、刻经、藏经等传播形式,给文人以传播上的启发,也触动着文入,使他们在文学传播意识方面有所增强。第五部分主要对文人传播意识的文学史效果进行了思考(第六章)。作为传播意识研究与文学传播研究的目的,回到文学本身是必须的。本章将文人传播意识与文人的文学史地位进行了关联性思考。为避免因主观叙述带来的不确定,文中主要运用当前社会学中较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文人传播意识与文人的作品存世数量,以及作家传播意识的强弱与其文学史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的考察。认为文人的传播意识(场)可以决定作品的存世数量,但不能决定其文学史地位：决定一位作家地位的主要因素,应该是其作品的品质。本部分还对文学史中所存在的佚名现象进行了补充性的叙述,以表明文人传播意识在决定其身份存在中所起的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