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雍乾三帝的统治风格，长久以来一直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和研究热点，而乾隆皇帝的所谓“宽严相济”似乎更是共识甚或模式化的形象定格。就此，本文拟从辨析乾隆的统治手段出发，继而深入到尚不为学界充分注意的深层统治思想层面，并辅以基本史实的梳理，重新理解“宽严之辩”这一问题。　　其一，统治手段层面上的宽严之辨。学界现在所论多属于统治手段层面上的宽严，就这一层面而论，还有所遗漏，即“不密则失”的问题。　　其二，基本统治思想的宽严之辩。统治思想和统治手段是两个不同范畴和层面的概念，从乾隆的具体行政过程和形诸于外的统治手段中，借助文本的细读，可以逐渐深切体会到深藏于内的基本统治思想——儒家宽仁政治。人们在论述乾隆初政的时候，时时混淆儒家意识形态之“宽”与具体为政手段之“宽”其实同是一个“宽”字，意思大相径庭。即使是乾隆本人他所说的“宽”也有两种内涵:除了在谕旨中多次提到“治术之宽”之外，还可以追溯到他身为皇子读书之时，常常表露出对古代“宽仁政治”的向往，即位后又把这种宏大的思想理念付之实践，如进行了粮政等“大政府”理想的探索，真正希望其所向往的“大同”盛世能够实现。　　最后是对一些相关史实作了必要的梳理。纵观乾隆皇帝的初政，的确有宽大的一面，但其统治也不是只宽不严，比如说乾隆在处理曾静、张熙所谓的吕留良遗留案时，也没有心慈手软过;甄别僧道，也不能说就是“宽”;在粮政的实施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在为政过程中，宽的手段多一点，不能说它就是宽仁政治，严的手段多一点，也不能说它就是严猛政治。　　总之，权术的宽严只是一种手段和策略。所谓宽严相济也只是一种行政作风问题，属于统治手段层面。从统治手段出发继而进入深层统治思想层面，辨析儒家宽仁思想对乾隆的深入而持久的影响，并将两者往复观照、融合，更有助于更为真实客观地理解乾隆皇帝及其统治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