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运先生是台湾著名的现代史家。他治史一生,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国史学史、中西史学比较以及史学方法论领域,对于清代史学有特殊浓厚之感情。而且清代史学研究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成果也最为丰硕。所以对杜维运清代史学的研究最能窥见其学术功底和特色,也最有价值。目前学术界关于杜维运的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于比较史学领域,关于其清代史学的研究更是缺乏。比较史学是杜维运在清代史学研究中所采用的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由马克·布洛赫开创,杜维运先生大力倡导,并将其应用于清代史学研究之中,倾向于中西史学方法的比较,且较同不较异。我们从中看到了清代史学堪与同时代西方史学比肩的辉煌成就,这有助于提高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中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清代史学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地位,且有助于会通世界史学。但是杜先生的比较史学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立场上偏向中国传统史学,在比较中多点到为止,不作深入分析。诗文证史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清代史家多为诗人,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为诗文证史的运用提供了条件。杜先生运用这些诗文作品,反映时代背景,展现史家的治史精神,表达史家史学观点和思想,乃至赞美史家的史学成就。这些都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文作为史料为杜维运的清代史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也使其在文采上增色不少。但是存在不确实之病,而且局限性较为明显。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倡导读者以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看待本国以往之历史,杜先生继承了这一态度,并且在清代史学研究中得以充分的施展。表现为不遗余力的赞美清代史家的治史精神和治史成就,并且为钱谦益翻案。但是他在研究中过分强调这一治史态度,从而出现了过度赞美甚至评价标准混乱的问题。经世思想在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倾向。杜先生深受其影响,他大赞孔子的褒贬史学,倡导史家撰写柔美的史学,引导世人心中的柔美的情怀。他的这种经世精神也贯彻到其清代史学研究中,表现在挖掘和赞美史家的经世精神,发扬清代史学的方法和思想,彰显中国史学的精义,希望以此来振兴目前衰落的中国史学,来拯救忧患的时代。杜维运的清代史学研究代表着目前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