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土耳其人民击败希腊占领军后,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以追赶西方先进文明并最终成为其中的一员,凯末尔认为土耳其必须抛弃奥斯曼帝国旧有的伊斯兰教遗产,通过西化来实现国家由一个神权政治的帝国向一个现代的世俗化的共和国的真正转变.为此,他在自己近二十年的统治生涯中对土耳其掀起了一场剧烈、深刻而广泛的政治社会文化改革,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土耳其成了东方穆斯林国家成功实践西方民主的榜样并为其融入西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改革也使土耳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在其后土耳其的社会发展中产生了诸如伊斯兰教问题、军人干预政治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等一系列困扰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严重后果,而忠于其改革思想的继任者和军方等凯末尔主义者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又采取了一种僵化的教条主义做法,阻碍了土耳其民主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善,损害了要求加入欧盟的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当欧盟要求土耳其按照哥本哈根规则改善其国内民主和人权问题时,凯末尔主义者认为欧盟的要求危害了土耳其国家统一安全和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宗旨,双方在有关安全问题上的认识差异导致土耳其凯末尔主义者在民主改革问题上止步不前,进而逐渐成为近些年来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主要障碍.凯末尔主义者把民主化和欧洲一体化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思维观念一方面是由于奥斯曼帝国晚期欧洲列强入侵土耳其的历史伤痛造成的,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凯末尔改革本身的缺陷和军方等凯末尔主义者抱守残缺的结果. 该文从简要回顾土欧关系入手,指出土耳其今天加入欧盟的主要原因是土耳其民主政治改革达不到欧盟的标准,进而分析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凯末尔主义的缺陷和凯末尔主义者的国家安全观念.文章还探讨了土耳其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对凯末尔主义者安全观和以此延缓民主化进程的反应以及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看法转变,并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