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场域中,社会组织是重要行动主体之一,承担着供给服务、组织居民等重要职能。本文根据社会组织是否起源于所嵌入社区,将社会组织划分为外生型社会组织和内生型社会组织。为推动社会组织更好发挥其功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全国逐渐铺开,这一竞争性机制成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主要途径,其中,社区公共服务的承接对象普遍是外生型社会组织。在其嵌入社区的实践中,虽然凭借专业优势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区治理态状,但也暴露出服务内容单一性、短期行为多发性等不足,还引发居民委员会“边缘化”、居民自治能力退化等问题。由此,少数内生型社会组织也进入承接对象行列,并且发挥着积极作用。为何外生型社会组织会出现“脱嵌”现象,内生型社会组织又何以具备超越性?本文认为,这和两者在嵌入社区的过程中,与社区内其它治理主体发生的互动行为及其反映出的嵌入性存在相关性。鉴于此,本文选择武汉市G社区为考察对象,描述两种社会组织嵌入G社区开展车辆公共空间治理时,与居民委员会、居民和辖区单位产生的互动行为,并根据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的八个衡量指标,比较两种社会组织嵌入性的差别,得出二者在嵌入过程中的相对优势,并依据萨瓦斯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安排,分析两种嵌入模式背后的制度安排及其影响,最后从复合型制度安排策略中获得启发,提出一种协作嵌入模式构想。研究发现,内生型社会组织在嵌入过程中表现出积极互动状态,而外生型社会组织呈现消极互动状态,前者相较于后者具有更明显的嵌入性,但这并不代表前者可以完全取代后者。前者占据实现深嵌入的关系和结构优势,后者持有提升前者嵌入能力的专业优势。同时,两种嵌入模式背后的制度安排改变了公共服务供给参与者的角色组合,其各自承担不同的权利-义务内容,并集中反映到嵌入过程中的行为上。鉴于单独使用一种制度安排的可能风险,本文从复合型安排中获得启发,并从外生型社会组织的嵌入方法和依据项目特征划分的功能内容出发,从内生型社会组织的资金困境和能力弱势出发,为实现协作嵌入模式联结两者相对优势提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