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历程中,票号是其鼎盛时期的标志,尤其在清朝中叶以后,曾一度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山西票号的兴起、发展及衰败的原因历来被学术界所重视,也为现代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本文在前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山西票号的兴衰进行分析。本文首先对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框架进行分析,认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总是处在一个群体中,这个群体所共有的信念是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它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目标选择,并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影响人们对变迁后果的评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票商具有其特定的信念:建立在人伦关系上的“诚信”、强调权威、带有浓厚的贵族倾向等,这些信念制约和限定了变迁发生的范围。在这种共享信念的影响下,如果该制度出现了信任半径内的信誉失衡,即信任的供给和需求不一致时,就产生了变迁的必要性——这也是制度变迁的根本性原因。山西票号在发展前期,采用了与中国传统社会相符的以“道德”的“信任”为基础的信誉均衡方式,因此发展较快较好,在后期,由于政局动荡,外国银行的竞争,以“道德”为基础的均衡方式已经不再适应,要求一种新的信誉均衡方式,这就要求票号进行变迁。但是变迁的发生并不仅仅由必要条件决定,它还需要满足一定的充分条件,需要获得政治当局的支持和社会环境的允许。在清政府后期,票号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者——官营银行和外国银行势力逐渐扩大,票号难以抗衡,变迁面临的困难重重,而官僚阶级为了个人私利,又拒绝为票号支付变迁的成本,最终使得票号的制度变迁流于失败,票号也因此逐渐走向衰亡。通过对票号的制度变迁分析,本文对前人的观点进行了重新解释,认为虽然票号的衰落与清政府的垮台有关,但是后者并不是票号衰落的根本原因,而只是票号的信誉均衡方式不适用于当时的制度环境的一个表现因素而已。同样,票号的无限责任制虽然是票号衰落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票号兴盛的重要原因,它在票号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适应性不同,产生的作用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认为无限责任制对票号发展有过无功。结合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状况和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本文认为我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中及时延展自己的信任半径,建立新的信誉均衡方式;需要继续建立一种诚信体制,弥补目前信用缺失的状况,但是在体制建设过程中,要谨防“道德绝对化”,要以诚信为基础,法律为保障,建立真正适合有效的诚信体系。此外,由于企业自发性的变迁通常由于时滞而导致最佳变迁时机的延误,政府有必要在恰当的时机实施合理的强制性变迁。